BISHOP KALLISTOS WARE: 圣尼哥底母和《爱神集》(二)袁永甲译

圣尼哥底母生平及著作

本文译自:Ware, Kallistos. “St. Nikodimos and the Philokalia.” In The Philokalia : A Classic Text of Orthodox Spirituality, edited by Brock Bingaman, Bradley Nassif, and Inc ebrary, 9–3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注:

  • 本文为东正教知名学者,主教卡里斯托斯•维尔( Bishop Kallistos Ware) 的一篇介绍《爱神集》的学术文章,笔者撰写《爱神集》介绍系列时多参考其观点。笔者以为这篇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爱神集》的必读作品,遂将其翻译为中文,所有人名地名等都附带英文,注释不做翻译,以期方便按图索骥。为方便大家引用,我在转页处注明了原文页码,格式为:(页码号)。 Enjoy!
  • 副标题:《爱神集》基本背景,系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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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斯山的百科全书:圣尼哥底母的著作

柯尼瓦提斯派中最多产的作者,《爱神集》的共同编辑,圣尼哥底母,被公正地描述为 “他那个时代的阿索斯山学习的百科全书”[1]。他于1749年出生在希腊的纳克索斯岛,16岁时去了士麦那,在福音学校学习了五年(1765-70),该学校是这一时期希腊东正教的主要教育中心之一。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聪明且特别勤奋的学生。此外,他还具有过目不忘之能,这对他日后在阿索斯山,在不方便进入图书馆的情况下创作许多作品大有帮助。据传,有一次,圣周六(13)在阿索斯山一座隐修处参加晚祷时,人们发现没有为礼拜指定的15篇旧约圣经。尼哥底母不慌不忙地背诵其中所有的内容。

1770年,尼哥底母回到纳克索斯岛,成为当地主教的助理。在这一阶段,他可以像一个具有学术天赋和教会兴趣的年轻希腊人一样追求正常的职业:即他可以选择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或新教大学继续接受教育,然后回到黎凡特(Levant),在某个大学担任教授,最终成为一名主教。然而,在纳克索斯岛与三名从圣山流亡的柯尼瓦提斯修士的接触,使他的想法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渴望了解更多关于柯尼瓦提斯运动的情况,遂前往黑德拉(Hydra)会见哥林多的玛卡里奥,两人从此相识,并在适当的时候出版了《爱神集》。在黑德拉(Hydra),他还认识了长老西尔维斯特(Elder Silvester),另一位被迫离开阿索斯的柯尼瓦提斯人士。可能是西尔维斯特让尼哥底母开始心祷操练。

这些会面唤醒了青年尼哥底母对修道和静修祈祷的渴望。1775年,他来到了圣山,除了几次外出旅行外,他余生都在这里度过。他在狄奥尼修斯修院成为修士,但从未被按立为司祭或神父。在阿索斯,乃至整个东方东正教,修道主义的主流始终一场平信徒的运动。按立神职主要不在乎蒙召,而在于是否需要:在大多数地方,只有在严格意义上需要举行圣礼的情况下,才会有修士成为神父。受过良好教育的修士并非是接受神职的理由。因此,像尼哥底母这种有学问的平信徒修士在阿索斯山并不鲜见。

尼哥底母在迪奥尼修斯修院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他在阿索斯的几乎所有时间都不是在某个大修院,而是在各种隐修洞穴(kellia,按:该词源自埃及沙漠洞穴修道,指从圣安东尼而来的一人,二人等少数组成的隐修团体,区别于大修院)或小隐居地度过。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的阿索斯静修者,如圣尼克弗罗(St. Nikiphoros)、西奈的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 of Sinai)、圣格列高利 •帕拉玛(St. Gregory Palamas)和圣马克西姆•卡夫索卡里维亚 (St. Maximos of Kavsokalyvia)。静修默观当然也发生于大修院,但总的来说,兴盛于圣山偏远的洞穴(sketes)和独立的小修室(Isolated hermit cells)。

小圣安妮的格拉西莫斯(Gerasimos)神父在他为圣尼哥底母节日准备时说:“他多次改变他的居住地。”[2]。这是否意味着圣人有些鲁莽,缺乏稳定性?我想不是的。这体现了他虚己处贫,以及使自己彻底自由地写作和编辑的意愿。诚然,他和一个同伴租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地——西欧那(Teonas)的卡里瓦(Kalyva),离潘托克雷特(Pantokrator)修院不远——住了七年;此外,他无固定住所,情愿在其他修士的隐修洞穴做客。他从未像约25年前斯拉夫语《爱神集》的译者圣派斯•维利奇科夫斯基(St. Paisy Velichkovsky 1722-94)在阿索斯山那样收徒。相比之下,尼哥底母不任神职(14),无固定住所,无个人图书馆,无助手。他独自做工。

如此,尼哥底母依靠其他修士的款待和其他人那里借来的书,将自己的生活缩减到最基本的程度。他只穿凉鞋,从不穿鞋,只有一件长袍。用格拉西莫斯(Gerasimo)神父的话说:“他举止单纯,宽容,性格温和和善良,没有财产,温顺和谦和。”[3]。 诚然,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来 11:13)

来圣山两年后,尼哥底母开了他的编辑生涯。1777年,哥林多的玛卡里奥拜访阿索斯,重新开始了他和尼哥底母在黑德拉开始的友谊。根据尼哥底母的传记作者,其私人朋友,圣职修士伊芙瑟模(Hieromonk Evthymios)记载,玛卡里奥给他带来三本书的手稿,并交付尼哥底母去修订,其中写道:

“1777年,哥林多的圣(主教)玛卡里奥去阿索斯山,在朝圣了其中的修院后,他来到卡耶斯(Karyes),在圣安东尼洞穴(Kellion)蒙一个叫大卫的长者招待。他呆在那里的时候,他召来尼哥底母,要求他去修订《爱神集》。如此,这位蒙福者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会问:[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或者如何去描述这属灵的争战以及身心过度的劳作。我的心思完全没有能力去揣测。我说,他修订《爱神集》,在我们面前的,有他写的美丽的序言和简短而甜如蜜的蒙福教父的生平。他同样校订了《艾薇耶提诺 (Evergetinos)》,并附上一篇良好的序言。他校订并增补一篇简短纯金的作品:《论神圣的持续圣餐 (On the Divine and Holy Continual Communion)》。圣玛卡里奥从尼哥底母接受了这三部著作,然后他来到士麥那(Smyrna) 集资出版。”[4]

这三本书在威尼斯出版:1782年《爱神集》出版;次年(1783年),由11世纪的艾薇耶提斯的保罗(Paul of Evergetis d.1054)编辑的苦修选集艾薇耶提诺 (Evergetinos)》[5]出版,同年出版了《论持续圣餐 (On Continual Communion)》[6]

现代作家在提到《爱神集》时,经常说得好像尼哥底母是主编,甚至是唯一的编辑。如果伊芙瑟模的话是准确的,那么,玛卡里奥至少扮演了与尼哥底母同等重要的角色;因为按伊芙瑟模,出版这部作品的最初倡议来自玛卡里奥,而且是他选了要纳入其中的著作。尼哥底母则修改和更正了文本,为该书撰写了8页的总序,并为每位作者撰写了简短的介绍性说明。伊芙瑟模没有说尼哥底母扩大或改变了玛卡里奥对文本的选择,但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同时代的圣派斯维利奇科夫斯基(St. Paisy Velichkovsky)[7]和圣阿塔纳修•帕罗斯(St. Athanasios of Paros)[8]伊芙瑟模不同,没有提及尼哥底母的贡献,而是将玛卡里奥视为《爱神集》的唯一编辑。然而,与尼哥底母有密切个人联系的伊芙瑟模几乎可以肯定更值得信赖。特别是,在《爱神集》的序言和其他无疑是尼哥底母的作品之间,有许多风格和内容的相似之处。但在其他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派斯提供了关于《爱神集》准备的宝贵补充信息。(15)

一旦开始写作,尼哥底母在他的余生中继续不屈不挠地写作。他作品的数量和范围都很大。“谁能细数他全部的劳动和他所有爱的作品呢?”[9]罗马尼亚修士约安尼恩特(Ioan of Neamt)在1807年写道。在西特里奥(Citterio)提供的尼哥底母的著作目录中,有26部主要作品,有些超过一千页,大部分是编辑和翻译,但也包括一些原创作品。西特里奥还列出了32篇礼仪和教规以及5篇较短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未发表的作品;还有圣人书信,目前尚未印刷出版,但据说有手稿存留。[10] 卡瓦诺斯(Cavarnos)列出了一份更详细的清单,共有109项。[11]

在尼哥底母的原创中,最重要的是《灵修建议手册》(Symvoulevtikon Encheiridion,英文:A Handbook of Spiritual Counsel),它已翻译成英文[12]。这本书对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的警告很严厉;但尼哥底母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写。这本书在坚持需要保护感官和想象力方面也很严厉;但他同时强调,当物质世界的美使我们的心升向造物主上帝时,也是很好地利用感官;同样,当想象力用于默想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时,也算是好好利用想象力。书中有一个关于心和耶稣祷文的宝贵章节。并且,他极力强调阅读圣经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编辑和注释者,尼哥底母将大部分基督教文献的枝干支纳入了其范畴。除了关于新殉道者[13]的著作,他还为一年中的每一天编纂了一本圣徒生活的总集,名为辛纳科萨瑞斯特(Synaxaristis,按:即《圣人生平年历》)。他注疏圣经、教规[14]和礼仪文献,都丰丰富富地引用教父的话;在他过目不忘的恩赐下,他能以惊人的便捷引用教父。尼哥底母的犹托多米(Eortodromion)——解释了大节日的赞美诗,在我与母亲玛利亚•布瑟恩奥斯(Mother Mary of Bussy-en-Othe)合编《节日赞美诗(The Festal Menaion)》[15]时,证明了它的价值。

同样重要的是尼哥底母对教父著作的编辑。除了他与哥林多的玛卡里奥合作的《爱神集》和《艾薇耶提诺》之外,他还编辑了圣巴萨努菲欧斯(St. Barsanouphios)和嘎萨的圣约翰(St. John of Gaza)的信件,并协助迪奥尼修斯•扎戈拉约斯(Dionysios Zagoraios)编辑《新神学家西蒙(St.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949-1022)》,并于1790出版(这本书仅以迪奥尼修斯的名义出现,但它似乎主要是尼哥底母的作品)。但不幸的是,尼哥底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三卷本《圣格列高利•帕拉玛(St. Gregory Palamas)作品集》从未见天日。手稿寄给的是,维也纳的希腊印刷商,乔治•马克里迪斯-普利欧斯(George Makridis-Poulios),希腊革命的先驱雷加斯•维勒斯丁利斯(Rhigas Velestinlis)的亲密伙伴。他与雷加斯一起大量参与了反奥斯曼(Ottoman)的宣传活动。1798年,在土耳其当局的推动下,奥地利警察逮捕了雷加斯,没收了普利欧斯办公室里等待出版的手稿,包括帕拉玛的版本。虽然尼哥底母的序言被找回并最终出版,但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丢失了。[16]《帕拉玛作品集》被毁给尼哥底母严重打击(16)。从此,帕拉玛的大部分神学作品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一直被忽视,没有出版。

在尼哥底母的著作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类别是他改编了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著作。[17]其中最著名的是《看不见的战争》,它是根据洛伦佐•斯库波利(Lorenzo Scupoli (c. 1530-1610)的《属灵争战(Combattimento Spirituale)》改编的。尼哥底母并没有声称自己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只是在扉页上说它是 “某位智者前段时间创作的”[18]。尼哥底母当然知道这一事实,但他没有指出,这位 “智者 ”并非东正教徒,而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英文《爱神集》的合译者杰拉尔德•帕尔默(Gerald Palmer 1904-84年)在准备翻译《看不见的战争》时,曾写信给他的神师、俄罗斯卡鲁利亚的尼康(Nikon of Karoulia 1875-1963)神父,询问《看不见的战争》的作者可能是谁,因为很显然不是尼哥底母本人。尼康神父最初曾建议杰拉尔德翻译这部作品,他很可能对这部作品的作者身份产生了怀疑;但他在答复中只是以一种迷人但无助的方式说:“每天早饭后,我都会打开这本美丽的书。”[19]

除了斯库波利的《属灵争战》,尼哥底母还使用迦彼多•匹拉末提(Giampetro Pinamonti)的扩展版本制作了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的希腊文版。尼哥底母广受尊重的著作《忏悔手册》(Exomologitarion),大部分也是直接翻译另一位罗马天主教作家保罗•塞格内里(Paulo Segneri)的两本书,《忏悔指南》(Il confessore istruito)和《悔罪指南》(Il penitente istruito)[20]。 《论持续圣餐》[21]一书虽然广泛借鉴了罗马天主教的资料,但似乎并不以任何一个西方原型为基础。

这种在毫无戒心的东正教公众中传播罗马天主教的虔诚作品——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做法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尼哥底母在《舵》中坚持认为罗马教会缺乏有效的洗礼,因此他们如果转为东正教,必须重新受洗[22]。那么,他为什么这样使用罗马天主教的著作呢?当然,这不可能是由于他对希腊教父灵性的无知,恰相反,他了解得极为详尽,这点完全可以从他对《爱神集》和《艾薇耶提诺》、巴萨努菲欧斯(St. Barsanouphios)、《新神学家西蒙》和帕拉玛的编辑中可以看出。如此,他借鉴了西方反宗教改革时期的作品,并非因为它没有其他材料可用。

尼哥底母可能重视西方作者表现出的心理洞察力,以及他们热情的语气。他也可能认为斯库波利和罗耀拉所描述的散漫、想象性的默想技巧会帮助那些发现《爱神集》中推荐的无形无相,否定(apophatic)的祈祷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不管什么原因,尼哥底母愿意借鉴罗马天主教的著作表明——尽管希腊东正教在18世纪末对罗马采取了激烈的敌对态度——但在灵性层面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的互动。(17)

尼哥底母因不懈地编辑写作而疲惫不堪,于1809年去世,享年60岁,死在他朋友斯扣泰依(Skourtaioi),位于卡伊斯(Karyes)的隐修洞穴。他的遗物保存在这里,游客可看到他念耶稣祷文的又黑又窄的小室。我1973年拜访过那里,当时接待我的是可敬而活泼的阿纳尼亚斯神父(Fr. Ananias),据说他是圣山上最年长的修士(他自称105岁,但我认为他当时只有99岁;他最终于1977年去世)。他为这种有些简单的款待表示歉意,解释说他最近失去了帮助他的弟子。“他没有必要这么年轻就去世,”阿纳尼亚斯神父用恼怒的语气说,“他当时只有八十五岁。”

在阿索斯的这些年里,有两件事激励着圣尼哥底母。第一件事是对静修,即静谧和独处的热爱。基督的话持续感动他,“上帝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路17:21),他在《爱神集》的序言中引用了这句话,他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内心王国的追求中。显然对静谧的渴望驱使他住在阿索斯的偏远隐居地,而不是大修院。其次,他不仅是一个独居者,也像他同时代阿索斯的圣科斯马斯•安东尼(St. Kosmas the Aetolian 1714-79)一样,是一位传教士。他不是以旅行而是以著作传道。在他的雕刻和圣像中,他手持钢笔,肘边有个墨水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生活也以沉默和文字为标志:生于静默的语言和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的静默。我想他会同意这句话:“语言是静默可以说出来的部分。”

尽管尼哥底母学识渊博,但他不为学术目的,而总是以生活实践和牧养的意图写作。不仅是《爱神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针对信徒、修士和神职人员的。他和其他柯尼瓦提斯人士提倡的教父资源同时具有学术性和普及性。通过他们出版的书籍,他们试图改变人们的生活。他的著作确实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所以在1955年,应圣山的要求,他被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正式授予圣人称号。他的节日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即7月14日举行的。在东正教信众的意识中,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施行神迹的人被纪念。然而施行神迹并非封圣的必要条件。圣尼哥底母被封圣的理由是他的圣洁和他著作对教会做出的杰出贡献。

圣尼哥底母对哲学思索不感兴趣,尽管他有时会引用希腊哲学家的话。他是教父意义上的神学家——“如果你真祈祷,你就是神学家,”正如本都的艾瓦格瑞(Evagrios of Pontos 346-99)所言[23]——但他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 “系统神学家”。他所要传达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教会活生生的经验。在他的著作中,他首先是一位灵修大师。他被正确地归类为 “保守派”,但他的保守始终是机敏聪慧的。然而,尽管他很保守,但在教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奇怪的悖论是:未来更属于他,而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创新者和自由主义者。21世纪,尼哥底母传达的信息要比科莱斯(Korais)的更有意义。乔治•弗洛若夫斯基(Fr. Georges Florovsky)神父对圣派斯•维利奇科夫斯基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圣尼哥底母:“派斯生活在过去,在传统(traditions)中,在圣传中(Tradition)。然而他被证明是将来之事的先知和预兆。对回归本源揭示了新的道路,意味着获得了新的视野。”[24]

( 按:传统 traditions 指正教内部存在,但未被教会以会议(无论大公的还是地方的)的形式公开承认的部分,其权威性不如圣传,不一定是正教普遍接受的传统,或有争议的教父观点,皆属此类。例如,税关说,万物复原论,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圣像,建筑服侍风格等;圣传 Tradition 在正教体系中可以说是大公传统了,主要指圣经、圣礼(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当然傅油礼(天主教叫坚振礼)是一道举行的)、大公会议和地方会议的决议和教规等。至于圣传和传统的界限具体在如何,目前学界似乎没有公认的答案,但这种区分是公认的)。


[1] M.Gedeon, O Athos: Anamniseis-Engrapha-Simeioseis (Constantinople, 1885), p. 216.

[2] In Cavarnos, St. Nicodemos the Hagiorite, p.89.

[3] 同上,Ibid., p. 93.

[4] Evthymios, Life of Nikodimos, ed. S. Lavriotis, in the periodical Grigorios o Palamas, 4 (1920), pp. 636–41; 5 (1921), pp. 2l0–18; 见640页. 一个修订版本见:N. Bilalis, O prototypos vios tou agiou Nikodimou tou Agioreitou (Athens, 1983). Evthymios 在1813年写了尼哥底母归天家四年后写了他的传记。本内容摘译自: Ware, , “St. Nikodimos and the Philokalia,” 15.

[5] 英文翻译请见: Archbishop Chrysostomos and Hieromonk Patapios (eds.), The Evergetinos: A Complete Text, 4 vols (Etna, CA: Center for Traditionalist Orthodox Studies, 2008).

[6] 有两个英文译本: (1) Hieromonk Patapios and Archbishop Chrysostomos (trs.), Manna from Athos: The Issue of Frequent Communion on the Holy Mountain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Oxford, 2006), pp. 53–181. (2) Fr. George Dokos (tr.), Concerning Frequent Communion of the Immaculate Mysteries of Christ (Thessaloniki, Uncut Mountain Press, 2006).

For a long time there was considerable doubt about the origin of this work, but the question has now been clarified by the researches of the Athonite monk Theodoritos: see K. Karaisaridis, “Nicodemo l’Aghiorita e Macario di Corinto,” in Rigo, Nicodemo l’Aghiorita e la Filocalia, op. cit. (n. 2), pp. 62–64; Citterio, “Nicodemo Agiorita,” pp. 926–27. The original work, it seems, was written by Neophytos of Kavsokalyvia, and this was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Venice in 1777. The 1777 publication was then extensively revised and expanded by Nikodimos, before being reissued, once more anonymously, at Venice in 1783.

For Nikodimos’s views on frequent communion, see M.-J. Le Guillou, “L’Athos et la vie eucharistique,” in Le Millénaire du Mont Athos 963–1963, vol.2 (Venice/Chevetogne, 1964), pp. 111–20; R. A. Klostermann, “Nikodemos Hagiorites über das Abendmahl,”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45 (1979), pp. 405–9.

[7] Paisy’s account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hilokalia, together with his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that he himself made on Athos and in Moldavia, are to be found in the long and important letter that he wrote around 1782 to Archimandrite Theodosy of the St. Sophrony hermitage. For the original text of this letter, see V. Pel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bbot Paisie from Neamţ (III). Letter to Teodosie, Archimandrite at the Sofroniev Hermitage,” 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32: 3–4 (1994), pp. 349–66; certain additional passages are to be found in Zhitie i Pisaniya Moldavskago Startsa Paisiya Velichkovskago, edited by the Optina Hermitage (Moscow, 1847), pp 197–217. For a full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in Italian, see A. Mainardi (ed.), Paisij, lo Starec, Atti del III Convegno ecumenico internazionale di spiritualità russa “Paisij Veličkovskij e il suo movimento spirituale,” Bose, 20–23 settembre 1995 (Magnano, 1997), pp. 270–304. Large extracts in English are given in Blessed Paisius Velichkovsky, ed. Hieromonk Seraphim (Rose) of the St Herman of Alaska Brotherhood (Platina, 1976), pp. 77–85, 110–13, 117–19, 180–94. Consult also S. Chetverikov, Starets Paisii Velichkovskii: His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n Orthodox Monasticism (Belmont, 1980), pp. 119–25, 135, 144–51.

[8] See K. K. Papoulidis, Makarios Notaras (1731–1805), Archiepiskopos proin Korinthias (Athens, 1974), p. 66 and n. 112.

[9] Cited by V. Pelin, “L’opera di Nicodemo l’Aghiorita in Romania,” in Rigo, Nicodemo l’Aghiorita e Ia Filocalia, p. 251.

[10] Citterio, L’orientamento, pp. 341–72. On Nikodimos’s correspondence, see Citterio, “Nicodemo Agiorita,” p.939, where doubts are expressed about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the manuscript which is supposed to contain the saint’s letters.

[11] Cavarnos, St. Nicodemos the Hagiorite, pp. 96–114. For a full description of Nikodimos’s writings, see P. Nikolopoulos, “Vivliographiki epistasia ton ekdoseon Nikodimou tou Agioreitou,” in Praktika symposiou “Nikodimou Agioreitou tou Naxiou pnevmatiki martyria” (Naxos 8–11 July 1993) (= Epetiris Etaireias Kykladikon Meleton 16 [2000]), pp. 361–667.

[12] Nicodemos of the Holy Mountain, A Handbook of Spiritual Counsel, ET P. Chambera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Bebis,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Mahwah, 1989). Another original work by Nikodimos, also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is Christoitheia ton Christianon [The Good Customs of Christians], published in 1803: see A.-E. N. Tachiaos, “Nicodemo l’Aghiorita: Un esempio di vita per i laici ortodossi,” in Rigo, Nicodemo l’Aghiorita e Ia Filocalia, pp. 193–204.

[13] 见注脚12.

[14] 见注脚11.

[15] Cf. Mother Mary and Archimandrite K. Ware, The Festal Menaion (London, 1969), p. 18.

[16] It appeared in Ekklesiastiki Alitheia, year 4, fasc. 7 (Constantinople, 1883), pp. 93-101. On this incident, see A. Rigo, “Nicodemo Aghiorita e la sua edizione delle opere di Gregorio Palamas,” in Mainardi, Paisij, lo Starec, pp. 165–82. Compare J. Meyendorff,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Grégoire Palamas, Patristica Sorbonensia 3 (Paris, 1959), pp. 337–38; Citterio, L’orientamento, pp. 350–52; Citterio, “Nicodemo Agiorita,” pp. 924–25. On the press of Poulios, see C. M. Woodhouse, Rhigas Velestinlis: The Proto-Martyr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Limni, 1995), pp. 36–38, 47, 120, 127, 129, 140.

[17] See M. Viller, “Nicodème l’Hagiorite et ses emprunts à la littérature spirituelle occidentale. Le Combat Spirituel et Les Exercises de S. Ignace dans l’Eglise byzantine,” Revue d’Ascétique et de Mystique 5 (1924), pp. 174–77, 416; Citterio, L’orientamento, pp. 112–36; B. Bobrinskoy, “Encounter of Traditions in Greece: St. Nicodemus of the Holy Mountain (1749–1809),” in Dupré and Saliers (ed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Post-Reformation and Modern, pp. 447–57; Citterio, “Nicodemo Agiorita,” pp. 943–55. It used to be thought that Nikodimos himself translated the works in question from Italian, but now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he drew on existing translations made by the Patmian Emmanuel Romanitis. It is doubtful whether Nikodimos in fact knew Italian: see E. N. Phranghiskos, “La questione della conoscenza delle lingue straniere in Nicodemo l’Aghiorita,” in Rigo, Nicodemo l’Aghiorita e la Filocalia, pp. 205–22.

[18] For a reproduction of the title pag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Unseen Warfare (Venice, 1796), see G. G. Ladas and A. D. Chatzidimou, Elliniki Vivliographia ton eton 1796–1799 (Athens, 1973), p. 16. On the changes made by Nikodimos to Scupoli’s text, consult the interesting (but not always accurate)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ritten by H. A. Hodges: Unseen Warfare: Being the Spiritual Combat and Path to Paradise of Lorenzo Scupoli as edited by Nicodemus of the Holy Mountain and revised by Theophan the Recluse, ET E. Kadloubovsky and G. E. H. Palmer (London, 1952), pp. 13-67.

[19] For a photograph of Fr. Nikon, see G. Speake, Mount Athos: Renewal in Paradise (New Haven/London, 2002), p. 228. It was Fr. Nikon who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two volume translation of the Philokalia made by Kadloubovsky and Palmer, and who selected the texts which they included; he also wrote the anonymous foreword in 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 pp. 5–7.

[20]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Fr. George Dokos (tr.), Exomologitarion: A Manual of Confession (Thessaloniki, Uncut Mountain Press, 2006).

[21] 见注脚20.

[22] Pedalion, pp. 33–36; The Rudder, pp. 68–76. For eighteenth-century Greek views on Latin baptism, see T. [= K.] Ware, Eustratios Argenti: A Study of the Greek Church under Turkish Rule (Oxford, 1964), pp. 65–107; G. D. Metallinos, “Omologo en vaptisma . . . .” Ermineia kai epharmogi tou Z’ Kanonos tis B’ Oikoumenikis Synodou ypo ton Kollyvadon kai tou Konstantinou Oikonomou (Athens, 1983; 2nd ed., Athens, 1996); ET by Priestmonk Seraphim, I Confess One Baptism . . .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non VII of the Second Ecumenical Council by the Kollyvades and Constantine Oikonomos (Holy Mountain, Athos, St Paul’s Monastery, 1994).

[23] “On Prayer” 61; Philokalia 1, 182 (under the name of Neilos the Ascetic); ET 1, 62.

[24] Ways of Russian Theology, Collected Works, vol. 5 (Belmont, 1979),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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