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HOP KALLISTOS WARE: 圣尼哥底母和《爱神集》(五)袁永甲译

本文译自:Ware, Kallistos. “St. Nikodimos and the Philokalia.” In The Philokalia : A Classic Text of Orthodox Spirituality, edited by Brock Bingaman, Bradley Nassif, and Inc ebrary, 9–3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此篇为第五部分,也是该文的最后一部分。

注:

  • 本文为东正教知名学者,主教卡里斯托斯•维尔( Bishop Kallistos Ware) 的一篇介绍《爱神集》的学术文章,笔者撰写《爱神集》介绍系列时多参考其观点。笔者以为这篇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爱神集》的必读作品,遂将其翻译为中文,所有人名地名等都附带英文,注释不做翻译,以期方便按图索骥。为方便大家引用,我在转页处注明了原文页码,格式为:(页码号)。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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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

《爱神集》中提出灵修生活的目标,在尼哥底母序言的开头句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

上帝,蒙福之本体,至完全者,众美善,众超美善之源,按照他神圣的计划从永恒中预定要圣化人。[1]

那么,这就是我们作为被造之人的最高目标:达到神化,“神化 ”或 “圣化”(deification or divinization)。用大圣巴西尔(约330-79)的话来说:“我是一个领受了命令要成为神的被造物”[2]。我们被召不只是在美德上顺从效法上帝,我们的天职是借着恩典直接有机地参与神圣生命和荣耀,在爱的相交转化中与圣三一成为一体。这就是《爱神集》的基本信息。神化贯穿《爱神集》所有主题。

这种神化参与在《爱神集》中主要是从本质和能量的区别来理解的:与神的联合意味着与神的能量,而不是本质结合。[3] 正如认信者马克西姆说的,“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本质”[4];他 “从未(31)展现隐秘的本质,”“上帝的本质始终是个奥秘。”[5] 然而,虽然在本质上人不可能了解上帝或与他联合,但人有可能在与上帝的关系中达到 “能量上的趋同(identity)”,按马克西姆的大胆措辞:“这种能量上的趋同构成了圣人的神化。”[6] 《爱神集》中最困难但又最基础的著作——格列高利的帕拉玛的《论自然与神学的主题》[7]中,阐述了这种统一性的区分:上帝的本质和他的非创造的能量。

诚然,《爱神集》中只有一较小部分明确地区分本质和能量。整本书远非帕拉玛论战性著作,正如它远非一本关于耶稣祈祷的手册一样。但是,本质和能量区分所要维护的基本真理——上帝同时是完全超越的,也是完全内在的——贯穿支撑着《爱神集》,并赋予其一致性。与上帝合一,却不混淆;与上帝面谈,却非被吸纳;参与神能,却非消逝:这就是马克西姆和帕拉玛在区分上帝的本质和能量时所肯定的,这也是 “爱神集”灵修活的核心。

有时有人问我:当按什么顺序读《爱神集》?首先读那篇?一种可能性是遵循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桃国王对白兔的建议:“从头开始,一直走到尾,然后停下来”。然而,对《爱神集》来说,这个计划可能不是最明智的。作为替代方案,我建议采用以下顺序,该顺序部分(尽管不完全)符合俄罗斯朝圣者在梦中由其死去的神师提供的阅读清单[8],以及尼康神父给《爱神集》英译者的类似清单;我感谢布拉德利-纳西夫博士建议将《苦修者马可》纳入其中(见序言,“The Centrality of the Gospel” p. 3 and essay p. 87)。[9]

1. 苦修者马可,《论灵律》和 《论那些自以为可以靠善工称义的人》(《爱神集》 1,96-126;ET 1,110-146)

2. 卡利斯托和伊格内修斯-桑托普洛斯,”世纪”(《爱神集》 4, 197-295; ET Writings from the 《爱神集》 on Prayer of the Heart, 164-270)。

3. 赫斯科,《论守望与圣洁》(《爱神集》 1,141-73;ET 1,162-98)。

4. 艾瓦格瑞,《论祈祷》(《爱神集》 1,176-89;ET 1,55-71)。

5. 《阿爸腓利门演讲》(《爱神集》 2, 241-52;ET 2, 344-57)。

6. 新神学家圣西蒙,《论信德》(《爱神集》 5,73-80;ET 4,16-24)。

7. 西奈的格里高利的,《论恩典和错觉的记号》,《论静谧》和《论祈祷》(《爱神集》 4, 66-88; ET 4, 257-86)。

(按:以上顺序,英文如下:

Mark the Ascetic, “On the Spiritual Law” and “On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y are Made Righteous by Works” (Philokalia 1, 96–126; ET 1, 110–146).

2. Kallistos and Ignatios Xanthopoulos, “Century” (Philokalia 4, 197–295; ET 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 on Prayer of the Heart,164–270).

3. Hesychios, “On Watchfulness and Holiness” (Philokalia 1, 141–73; ET 1, 162–98).

4. Evagrios, “On Prayer” (Philokalia 1, 176–89; ET 1, 55–71).

5. “A Discourse on Abba Philimon” (Philokalia 2, 241–52; ET 2, 344–57).

6. St.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On Faith” (Philokalia 5, 73–80; ET 4, 16–24).

7. Gregory of Sinai, “On the Signs of Grace and Delusion”; “On Stillness”; “On Prayer” (Philokalia 4, 66–88; ET 4, 257–86).)(32)

一颗属灵的定时炸弹

在多大程度上《爱神集》的两位编辑所盼望的得到实现?在多大程度上,《爱神集》不仅吸引了修院精英,而且吸引了整个基督教?必须承认,在希腊东正教世界中,《爱神集》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对有限的。1782年,该作品在威尼斯首次出现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希腊文本才于1893年重新发行,直到64年后的1957年才开始出版另一个希腊文版本。那么,在175年中,该作品的希腊文版本只有三次。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希腊参考书,多卷本的《希腊百科全书》,在“爱神集”标题下,只提到了由大圣巴西尔和圣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编辑的奥利金的《爱神集》,而没有提到圣玛卡里奥和圣尼哥底母的《爱神集》。只有在过去50年里,后者才被全体希腊东正教广泛认知。也只有在过去30年里,它被翻译成了现代希腊语。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爱神集》的可及性。但重要的是,两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流行的版本才被尝试。

另一方面,在斯拉夫东正教,《爱神集》的命运明显不同。萨罗夫的圣塞芬(St. Seraphim of Sarov)和奥普蒂纳隐修院的长老们(Startsy,按:特指俄罗斯修院的长老,即有资格带领弟子的神师)都在阅读和引用它。十九世纪,《爱神集》在俄罗斯影响力要强于希腊。即便如此,在1793年圣派斯•维利奇科夫斯基的斯拉夫语《多布罗托鲁比耶(Dobrotolubiye)》出版后,过了29年,才在1822年出现重印。然而,扩大的五卷本俄文版由隐士圣西奥潘(St. Theophan the Recluse)编辑的《爱神集》享有更广泛的传播,1877年出版的第一卷,在1883年至1913年间重印了不下四次。十九世纪末,通过这个俄文版本,《爱神集》才开始有了更多的读者。

东正教世界其他地区的译本出现的速度则慢得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版本才开始出版。该版本由大神父(Archpriest)杜米特鲁•斯坦尼洛埃(Dumitru Staniloae)(1903-93)编写,包含了许多希腊和俄罗斯版本中没有的作品。该合集于1946年开始编辑,1990年达到第11卷,对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的灵性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0]。就东正教而言,《爱神集》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其发展势头却很缓慢。其影响力的增加虽然稳定,但也是逐步的。

吊诡的是,《爱神集》的惊人影响力,不是在18世纪的希腊,不是在革命前的神圣俄国,也不是在任何其他传统的东正教国家,而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欧和北美。在这里,那部简短但立即吸引人的俄罗斯作品《朝圣者之路》为其奠定了基础。这部作品从1925年起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33),之后又反复重印。除了几块面包皮,这位无名的朝圣者背包里带着一大本他喜欢引用的书:由派斯•维利奇科夫斯基翻译的斯拉夫语版《爱神集》。西方读者被这些引文所吸引,渴望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引文的作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们的好奇心得到部分满足,当时略缩版的《爱神集》开始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出现。由E. Kadloubovsky和G.E.H. Palmer翻译的英文选集<爱神集>论心祷》(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 on Prayer of the Heart)特别成功,完全超出出版商Faber and Faber的期望;事实上,如果不是T.S. Eliot坚持,这部作品似乎永远不会出版。第一次发行于1951年,《<爱神集>论心祷》是一本厚重且相对昂贵的书,共有420页,在20世纪50年代重印了两次,60年代重印了两次,70年代重印了不少于五次。该书至今仍在印刷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又迈开了重要一步。不仅仅是选集,而是完整的《爱神集》翻译——五卷或更多,已经开始以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芬兰语出现。商业上都成功了。因此,通过大量西方语言的翻译,《爱神集》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东正教会。它的当代读者不仅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也属于非基督教的信徒,而相当多的人——正如英文译者从他们收到的信件中了解到的那样——是尚未与任何宗教联系的“寻求者”。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爱神集》吸引了许多人,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专门的拜占庭主义者,而只是真诚关注灵性生活的人。

这本最初为希腊人准备的灵修书籍,在两个世纪后世俗化和后基督教的西方,在圣玛卡里奥和圣尼哥底母所怀疑的启蒙运动的孩子中产生了主要影响,这无疑让人吃惊,也令人鼓舞。有一些书似乎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而写,而是为后来的时代写的。它们在最初出版时少被留意,在两个或更多世纪后才达到全面的影响,以这种方式充当了灵性上的定时炸弹。《爱神集》正是这样一本书。与其说十八世纪末,不如说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才是真正的爱神集时代。虽然祈祷的生活不能用统计数字来衡量,但可能是真的,今天,无论是在东方基督教还是西方基督教,对耶稣之名的召唤——《爱神集》灵性的核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践行。这一发展定会让圣玛卡里奥和圣尼哥底母感到高兴。

凯萨里奥斯•达庞特(Kaisarios Daponte)如此描述《爱神集》:“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图书馆。”[11]然而,它是一个具有特性和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图书馆。虽然它有很多关于对人类的爱和仁慈的内容,但其主题不是政治和社会的,也非外在(34)苦修主义或礼仪性的祈祷。它所关注的是心中的国,并展示了如何通过获得警醒(Nepsis)和静修(Hesychia)以及通过不断地呼唤耶稣圣名来探索这个心中王国。它告诉我们,借着恩典实现自我超越的神化是我们存在的最终理由;通过爱的结合,我们参与到上帝的非创造的能量,而非本质中。这样一来,它既宣告了上帝是他者,又同时与我们相亲,上帝超越并高于整个受造界,是所有奥秘中最大的奥秘,但他同时又无处不在,充满万物。尽管《爱神集》既不详尽也不系统,但这些统一的主题使我们可以谈论一种独特的“爱神集”灵修。这部作品确实如圣山的圣尼哥底母声称的那样:“心祷(noetic prayer)的神秘学校。”[12]用当代阿索斯山修士、新斯科特的尼康神父的话:“《爱神集》是圣灵的作品”。[13]

参考书目


[1] Philokalia l, xix.

[2] See Gregory of Nazianzus, Orations 43.48. The standard study of deification, old but not outdated, is still J. Gross, La divinisation du chrétien d’après les Pères grecs (Paris, 1938); ET by P. A. Onicha, The Divi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according to the Greek Fathers (Anaheim, 2002). A yet more thorough and detailed treatment is provided by N. Russell, The Doctrine of Deification in the Greek Patristic Tradition (Oxford, 2004).

[3] For a classic statement of the essence/energies distinction, see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pp. 67–90.

[4] “On Love” 1.96: Philokalia 2, 13; ET 2, 64.

[5] “Various texts” 3 [1].7, 9: Philokalia 2, 92; ET 2, 165, 166.

[6] “Various texts” 6 [4].19: Philokalia 2, 150; ET 2, 240.

[7] “Topics” 64–150: Philokalia 4, 154–87; ET 4, 376–417.

[8] The Pilgrim’s Tale, ed. A. Pentkovsky and tr. T. A. Smith,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Mahwah, 1999), pp. 81–82. The Pilgrim is told to read first of all Nikiphoros the Hesychast; then the “second book” by Gregory of Sinai (i.e., not On Commandments and Doctrines and Further Texts, but the three treatises that follow); then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The Three Methods of Prayer (spurious) and On Faith (genuine); and finally Kallistos and Ignatios Xanthopoulos. I have omitted Nikiphoros and The Three Methods of Prayer from my own list because of my reservations about the physical technique that they advocate (see n. 66, p. 283). By the same token I advise the reader, unl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spiritual father, not to follow the directions about the physical technique given by Gregory of Sinai and the Xanthopouloi.

[9] Kadloubovsky and Palmer, in their translation 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 on Prayer of the Heart, pp. 21–270, open with the same four authors as in the Pilgrim’s reading list, given in the same order, but with additional texts taken from Gregory of Sinai and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10] See “Un moine de l’Eglise orthodoxe de Roumanie” (Archimandrite André Scrima), “L’avènement philocalique dans l’Orthodoxe roumaine,” Istina 5 (1958), pp. 295–328, 443–74.

[11] “Istorikos Katalogos,” in Sathas, Mesaioniki Vivliothiki, 3, 109.

[12] Philokalia 1, xxiii.

[13] Nikon Neoskitiot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Nikon of Karoulia), “La Filocalia al Monte Athosoggi,” in Rigo, Nicodemo l’Aghiorita e la Filocalia,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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