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为孙泽汐博士讲座《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之前的政教关系》的问答部分，放置于期刊，时政评论之下。此文感谢Theodosius弟兄整理，孙博士修订而成，特此致谢。Enjoy!

问：早期教会为啥没发展出类似潘霍华那种反抗运动？

答：确实这两年潘霍华这个名字已经叫响了，虽然在教会历史里边它有一定的共同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是对神忠诚还是对世俗的政权忠诚，但是两千多年的时间间隔也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比较负责任的看待早期教会的这些历史或者人物事件的话，我们就在这种跨越几千年重叠对比的做法上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很多的背景因素都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一个enclosed garden，她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内部。比如说你去看这个居普良，他最主要的书信不是向非基督徒写的，而主要是给基督徒社群自己写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跟二十世纪已经有了相当框架和结构的在欧洲和德国的新教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很敏锐的一点是捕捉到了，就是不管是在两千年以前，还是在二十世纪，你想要持守对神的忠心，或多或少都会发展成一种对世俗政权的抵抗，所以其实刚才我谈到的，不管是殉道的那个妇女Perpetua，还是用哲学来为信仰辩护的游斯丁，或是最后的这位居普良，他们其实都代表着一种反抗运动，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有组织的革命式的反抗运动。

问：为什么早期教会没有类似东方传统的替天行道的反政府主义？

答：这个让我想到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里边，这也是是一个庞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最大的原因在哪？就是政教是不是分开，如果是在一个分开的传统里边，比如说在西方的传统里边，当然这个是大而化之了，是笼统的表达，如果是在西方政教分开的传统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哪怕是在君士坦丁之后，我们有主教，或者说教权跟皇权的张力，哪怕是在教皇气焰最高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时候，他也不会妄想说他可以完全替代世俗政权的作用，教会或者属灵的权柄和属世政治的权柄是分开的。不能说彼此对立，当然是彼此独立的，可是一个东西不能完全取代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会有重叠，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不分教权和皇权，皇帝是什么？皇帝是天子，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皇帝垄断了献祭的权利，这个儒家，你在家族里边可以给你的祖先献祭，但是你如果想要对社稷献祭，要向天献祭的话，那就是僭越，是可以抓起来被杀头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里边，教首和皇帝是合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如果在社会里边出现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反抗运动，比如说道教，或者后来各种混杂合一的民间宗教，那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两方的色彩，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它是通过一个宗教的口号去扩大它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具有政治的诉求。

问：公元250年的罗马帝国推行献祭领证书的政策，给帝国带来什么好处？帝国更有凝聚力吗？

答：其实一开始推行这个政策的皇帝Decius，他没有活太久，就在帝国的东方跟波斯帝国的一场战争当中就丧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这个政策不太成功，当然它也有延续性，这个政策从公元250年首次被尝试之后，就有了一定的延续性，他的继任皇帝继续推行类似这样的政策，直到差不多公元300年前后，在戴克里先的大逼迫里边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帝国是想一直这么做的。而它之所以想一直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看到了这么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谈到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民众来说就相当于古代的拜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华文化传统里边的那种拜拜。你说它是宗教，也可以是宗教，你说它是买保险，它也可以是买保险，没有人只买一份保险，你只要出得起这个钱，你肯定是想多保，多多益善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拿交小区物业费来作比喻，所以只要基督徒人数在增长，它势必会跟主流社会产生张力，尤其是如果你不拜罗马皇帝的话，这在政治上对帝国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随着基督徒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了大概公元300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逼近百分之五十了，已经接近人口的半数或者多数了，到了这个程度，你还想推进一个把基督教连根拔起的政策，就像戴克里先所尝试的那样，基本上就行不通了。

问：早期教会很多信徒的做法，在政教关系上是否可以理解为非暴力、不合作？

答：这个说的很好，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你想，虽然当时的基督徒还是少数，但是你的一个主教被带走，想要起来维护我们这个教会领袖的人，应该不是少数，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或者说至少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记载，说是有基督徒起来暴动，都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样式，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通过受苦，在被审判的时候，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来作见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像游斯丁这样的哲学家在一群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身上看到了这些只应该属于哲学家在受过训练之后才有的美德，就是以美德所活出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生命，这个其实吸引了很多人来了解，最后加入教会。

问：据我所知，早期基督徒因为受到官方的压迫，所以会选择夜间秘密聚会祈祷，而且常常选择在殉道者的墓地。而在后来的发展历史上，教堂所举行的弥撒祭台下面往往就是一些圣人的坟墓，这个是否也跟早期教会的聚会传统有关？就是关于地下墓穴的那一段。

答：对，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强调当时的基督徒对于公众来说，是大体上不可见的，就是说他们或是隐藏或是其他方式，就是不受限制地来敬拜，他们其实都没有引来政府太多的关注。所以如果你去看，比如看这个游斯丁，他对早期教会聚会的描述，或者还有一个早期的文本《十二使徒遗训》，它其实都有对初期教会聚会的描述，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是藏起来，很多基督徒就是在主日毫不避讳地光明正大地聚会。在清晨他们会先唱诗，然后读福音书，读保罗的一些书信，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人出来讲一下，之后会在一起吃饭。所以，关于隐藏的这一点，是也不是，他们在地下墓穴主要是为了跟殉道者的遗骸更近，而多过隐藏的目的。因为你本身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建造和延续一个信仰社群传统的做法，对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在我们一起守圣餐的时候，好像还跟我们在一起。当然后来的做法，就是你想要祝圣一个教堂，在你教堂的弥撒祭台下面，就需要有圣徒的遗骸，这个是大概四五世纪逐渐开始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涉及到了你怎么样理解神圣。在当时的理解就是，你离神圣的人越近，你的这个地方就越神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和圣徒会有这样的关系。

问：早期教会，你就在处理政教关系，是如何解释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反而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在反抗世俗政权时，如何理解他们与保罗这一段话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是这样，就像我说的，在大多数初期教会他们的信仰生活里边，他们并没有寻求逼迫，他们也没有寻求反抗，他们更多的理解，这个可能跟我们后来神学的构建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理解是如何在逼迫到来的时候持守信仰的身份。这个其实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边所说的不是那么具体的相关，他们看的经文一般都是另外的经文，就是如何通过受苦和耶稣基督合一，比如说二世纪初的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他怎么样从小亚细亚被带到罗马去赴死，他在途中给这些教会写的书信里边没有提到保罗的这一段经文，虽然他被帝国的兵丁所押解，一路巡游过去，是被判死刑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所看的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苦难。因为苦难已经临到了，这不是你选择的问题，这不是我选择要去对抗，还是要去顺服，而是苦难已经临到你了，而帝国的要求很明确，就是你要给罗马的诸神烧香，你要给罗马的皇帝烧香。那么就是你怎样去理解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的伊格纳丢来看，这个就是我殉道作为得胜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我在自己受苦的旅途里边和耶稣基督合一的结果。当然在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在写，比如说圣经的注释里面是有写到这一段，不过之后的情景就又都不太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