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时期对保罗和保罗神学的确立

 马克西姆·康斯塔斯神父（Fr. Maximos Constas）

关家胜译

吴宗蔓编辑

按：本文借着保罗以及保罗神学梳理了拜占庭的释经传统和历史源流，对学习拜占庭释经传统至关重要。本文是完结篇。本文翻译了大部分注脚（提供了很多现代学术以及一手材料之引用信息，注：注脚部分是阿甲翻译的），并附上了人名，地名和书名表。注脚部分的英文引用以及人名，书名全部保留，方便读者按图索骥。读者须知，有些注脚由于篇幅较短或只有只言片语，并未提供译文。

凡例：

本文译自： Maximos Constas, “The Reception of Paul and of Pauline Theology in the Byzantine Period”,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Byzantium, ed. Derek Krueger & Robert Nels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2016), 147-76.

若参考了这篇中译，请注明引用格式如下：神父马克西姆康斯坦斯，《拜占庭时期对保罗和保罗神学的确立》，关家胜译（光从东方来订阅会员文章，某年某月某日，附上本中译链接）

（）中的内容起注释作用，要么显明希腊原文或英文。按语会以注脚的形式出现，并注明：阿甲按。文中的按语是为帮助中文读者特地加的，以方便读者理解。但若读者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告知，以此完善的译作。

正文

现代圣经研究中的保罗，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基督教的想象，是一个在宗教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形象。因信称义、律法与福音的互斥、原罪和预定论的基本主张、对自然神学的否定，以及信心与礼仪之间的对立，都是保罗神学在维滕贝格和日内瓦(Wittenberg and Geneva)呈现出来的主要面貌[1]。但还有另一位保罗，他虽然被现代圣经研究边缘化，却站立在拜占庭的释经与神学传统的中心。拜占庭的保罗形象鲜明地呈现出使徒的戏剧性皈依、他所见的大光(divine light)异象、他对基督的自我认信、他升入三层天的经历，以及他的恩赐和智慧——这些面貌通常被归入当代“政治不正确”的保罗“神秘主义”范畴，仍然是保罗的生平与著作中最受忽视和误解的方面[2]。然而，这些面貌在希腊教父，尤其是晚期拜占庭作家的释经方面占据显著地位，在古代晚期到巴列奥略时代（Palaiologan period）末期及以后的保罗诠释传统中也是如此。拜占庭对保罗的诠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晚期拜占庭的神学传统，也有助于在研究一个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仅次于基督本身的人物时，找到一个独特且有意义的选择。

保罗的书信

拜占庭的《旧约》包含四十九卷书，由数十位作者在1000多年时间中撰写[3]。相比之下，《新约》包含二十七份文献，传统上归属仅仅九位不同的作者，历时大约50-60年。其中三位作者撰写了《新约》中将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内容，而保罗作为三位作者之一，撰写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在传统上归属保罗的十四封书信中，有七封，也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利门书》，被普遍认为是原创的[4]。由于文学、历史和神学上的问题，现代学者对《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作者身份存在争议[5]。匿名创作的《希伯来书》不是保罗所写[6]。拜占庭释经学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书信的文学差异和其他差异，但这不妨碍他们相信保罗书信乃至整本《圣经》的统一性，而统一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解释和接受（保罗书信）过程中，休戚相关的基本诠释原则。从这一点来看，拜占庭的保罗形象以他名下的书信为蓝本，正如《使徒行传》中描绘的那个伟大宣教者、传道者和施行神迹者的英雄形象。

保罗的早期接受史

基督教传统中对保罗的接受始于新约。在《彼得后书》的结尾部分，它劝诫读者遵循保罗在书信中所教导的生活方式：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κατὰ τὴν δοθεῖσαν αὐτῷ σοφίαν）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δυσνόητά τινα）[7]，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13–16）[8]

这些简短的陈述中包含了几个要点，这些要点对于理解保罗在拜占庭世界中的接受程度而言非常重要。词语“δοθείσαν”（“所赐的”）在句子“κατὰ τὴν δοθεῖσαν αὐτῷ σοφίαν”中解作一种“神圣被动语态”（divine passive），以上帝为隐含的赐予者，因此保罗的“智慧”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参见林前3:10）[9]。由此可知，保罗的书信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并与“别的经书”，即《旧约》和有可能的其他使徒文学并列[10]。这表明《彼得后书》的作者拥有或者至少知道保罗的书信集，而且这些书信适用于基督教敬拜[11]。保罗作为神性智慧的接受者，看到了“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林前2:9）的事实——这只能用“难以理解之事”来表达，是深深植根于后来的教父史和拜占庭诠释史的主题，在晚期拜占庭的神学争论中变得尤为突出。

尽管对这一主题有强烈兴趣，晚期拜占庭作家没有对《彼得后书》这处有趣的段落表现出太多的好奇心，但也没有完全忽视它。在一场被称为“静修之争”（Hesychast controversy）的神学争论的后期，尼克弗罗·格里戈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指出，“正如彼得劝诫我们不要歪曲保罗的话语（《彼得后书》3:16）一样，我们也不应该信任帕拉玛斯（Palamas），他歪曲了教父的话语。”[12]下面我们将看到，恰恰相反，帕拉玛斯和他的弟子们认为，正是他们的对手扭曲了《圣经》的话语，因为对手没有理解保罗书信中的“难以理解之事”。

奥利金

保罗书信的详细诠释史始于亚历山大的奥利金（Origen of Alexandria，约185-254）[13]。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位杰出的圣经学者，奥利金的大量讲道集、注疏和对保罗书信的注疏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他对林前、《加拉太书》、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14]、《提多书》、《腓利门书》和《希伯来书》的注疏仅以片段的形式存在于注疏集萃(cantenae)和其他资料中[15]。奥利金对罗的注疏包括十五卷书，保存在五世纪的鲁菲努斯（Rufinus）的拉丁文译本中，连同一些希腊文片段[16]。这是亚历山大释经学者唯一首尾一贯地保存下来的《圣经》注疏，虽然它被鲁菲努斯的缩略版翻译缩减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左右。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奥利金现存较长的作品，仅次于《驳塞尔修斯》。这部注疏几乎涉及了书信的每一节，是最长的罗教父注疏。此外，它是奥利金最后一部也是最成熟的作品，它的价值早已得到教父学学者和罗研究专家的认可[17]。

奥利金对《罗马书》的解读与他对《旧约》著作的解读截然不同。虽然奥利金通常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寓意解经者（allegorist, 阿甲按又译为“灵意解经”），但他对《罗马书》的注疏自始至终都是对保罗书信的字面解释。这是因为奥利金在解读《旧约》时首先是一位寓意解经者，在解读《福音书》时则寓意解经者的身份是次要的，而在解读《罗马书》时，从来不是寓意解经者[18]。几乎所有后世的教父和拜占庭寓意解经都遵循这种模式，因此，比起《圣经》中的其他书卷或段落，保罗书信让我们可以近乎合理地谈论希腊的释经学传统[19]。

奥利金阐述保罗书信时没有改变方法，但材料不同。奥利金在保罗的字面表达中发现使徒已经揭示了《旧约》的属灵意味，例如：亚当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林前15:21-22,45-49；罗5:12-21），亚伯拉罕的信心与割礼的属灵本质（罗2:28-29；4:1-25；9:6-13；24-30；《加拉太书》3:6-29；西2:11；《希伯来书》11:8-12；17-19），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寓意”，见《加拉太书》4:22-31），摩西与律法的属灵本质（罗7:14），《出埃及记》的叙述（参见林前5:7-8；10:4，林后3:12-14，《希伯来书》3:7-4:11；12:18-29），关于弥赛亚的身份的预言（罗1:2，林后1:20；《希伯来书》1:1），接纳外邦人进入教会（罗9:24-30）,《旧约》中的献祭（《希伯来书》4:14-5:10；7:12-10:22；13:10-16）等等[20]。对于保罗，奥利金不需要深挖字面来寻找文本的属灵意味。不同于《旧约》和《福音书》，保罗书信在文字和历史方面的论述表现为一种灵意释经（spiritual exegesis），一种基督徒理解《旧约》的神学阐述。因此，奥利金的阐释任务只是阐明保罗的术语，并从字面和历史上阐明他的思想[21]。

除了奥利金对保罗的阐释，还有必要谈谈保罗对奥利金的影响。奥利金的思想，亦即他的思维模式深受保罗的术语和神学的影响；在一生中最后二十年里，随着他开始对保罗书信进行一系列详细的注疏，这种影响便越来越大。对奥利金来说，保罗简直是“《圣经》中最伟大的释经学者”[22]。正如我稍后要考察的屈梭多模（Chrysostom）那样，奥利金对保罗有着特殊的忠诚，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灵意”释经的基本原则[23]。“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而且是保罗的弟子，那么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时候，让他认真听。”[24]在保罗的学说中，灵意释经不仅仅是传统的释经步骤的练习，而且它要求释经学者的个人转变。这种转变的标志是保罗升入三层天（林后12:2-4），奥利金将它理解为灵魂从可见事实穿越到不可见事实的一个鲜活典范，以及从“字句到灵意”的变革性释经运动的范例（林后3:6；罗2:29；7:6）[25]。

下一部留存的关于保罗书信的希腊文注疏是在奥利金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写成的。它们属于五世纪，是安提阿作家约翰·屈梭多模、区鲁斯的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Kyrrhos）和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作品[26]。这些作家普遍反对奥利金对《圣经》的寓意式解读，在某些情况下，这使他们对《圣经》，尤其是《旧约》持狭隘的字面理解和神学上的简化理解。在这些作家中，屈梭多模对晚期拜占庭传统来说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