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讲座是Dimitri博士希腊哲学与教父精神系列的第四讲，第一讲和第二讲请见：论教育，圣经的希腊背景和传递基督教信仰。讲稿问答整理过程中。欢迎赏赞，支持我们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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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略巴古学堂课程介绍
希腊哲学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音频+油管）
Fr. Lucas Christensen: 教堂建筑缘起（音频+视频）
按：Lucas Christensen 神父是笔者在十字架神学院的同学，现圣母大学博士候选人。讲座主题为：构成教堂之心，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标题改为教堂建筑之缘起。本讲座十分精彩，从伊甸园，摩西会幕，所罗门圣殿，到索菲亚大教堂，娓娓道来，一气呵成。讲稿和问答的文字版本将在随后奉上。我们免费讲座事工无论是讲员还是本平台都是义务参与，欢迎您提供赏赞和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请点击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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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i：君士坦丁堡朝圣游（下）（音频+油管）
按：此是Daniel Li博士候选人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期讲座。本讲座提供音频和视频内容。若有更多关于朝圣游的话题，请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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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AS博士：神学之歌，东正教赞美诗（音频+油管）
按：Andrew Mellas博士是悉尼大学哲学博士，专长拜占庭历史和礼仪。Andrew博士将在我们平台提供三次讲座，此为第二场：神学之歌：东正教赞美诗。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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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汐博士：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音频）
Xenia:论圣像的作用和意义（B站+音频+视频）
按：本讲座是Xenia圣像系列的第二次讲座，第一次关于圣像的历史背景，请见这里。关于圣像神学，请见笔者导师的专文。讲稿和问答环节将在随后奉上。欢迎赏赞支持我们的事工，请点击Donate。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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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k:圣尼基塔论属灵战车 (讲稿问答+mp3+油管）
按：Cory Mork是笔者的同学和好友。此次讲座是Mork在波士顿学院时写的一篇硕士论文。讲座十分精彩。讲稿和问答环节已经完成，方便喜欢阅读的读者。欢迎赏赞，请点击Donate.
注：本文的讲稿和问答环节由喵淼杪妙整理并加了注，特表感谢。笔者根据情况也加了按语：“阿甲按”。讲稿和问答环节是按照同声传译阿甲的普通话整理而成。笔者认为同传基本传达了Mork的意思。我们也相信整理出来的中文讲稿和问答环节能更广泛地服务到不通西文的读者。然而同传的翻译和讲稿的整理难免有疏漏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根据视频内容进一步指正。再次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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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圣尼基塔斯（St. Niketas Stethatos）是12世纪的人物，是著名的新神学家圣西门的弟子，新神学家圣西门是在东正教内被尊为神学家之称的三者之一——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是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另一个就是新神学家西门。圣西门的生平就是由圣尼基塔斯撰写的。
他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他为英语世界的人所知晓，是由于Philokalia（慕善集，也就是平台正在翻译的爱神集）这本书，该书第四传中有着关于他属灵箴言的记录。爱神集第四传里记录了他的一个很有名的火车战马异象。
火车战马的异象是在印欧大陆包括闪族文化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著名异象（在旧约里面有以利亚升天的火车火马的异象）。异教徒和犹太文学中都有关于战车异象的描述，而圣尼基塔相关的文献也有关于战车异象最详细的描述。
古代文献中的战车异象
在古代文本、哲学和宗教文献中，战车一直与神圣的领域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古代战车文学中就有关于阿波罗太阳神驾驭战车拉着太阳驰骋的形象。
在古代，战车总是与贵族联系在一起，因为建造战车需要大量的财富，此外，战车还与战士联系在一起，表现在战场上的实力和所需的技能。
战车异象有着哲学或宗教背景因素，而且很多哲学也有着宗教、神话背景，这是战车在这些文献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刚才提到的阿波罗太阳神，再比如梨俱吠陀中的苏里亚（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梨俱吠陀》描绘他全身发着刺眼的光芒）。
对战车异象的运用，还有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个叫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哲学家。在巴门尼德残篇中，他运用了乘坐战车的异象，描述他的心灵是如何被提升从而获得见解的——战车开始上升，把他带到了通往神圣殿堂（智慧之门和女神索菲亚的城堡）的大门。（真理之路上，骏马驰骋着任他所往，作为有识之士，女神迎接他在众所周知的大道上遨游）
古时候的人会通过抬头看星星来观察天空，通过研究天文学，他们把这些观察变成了描述行星如何运转的详细数学公式，因此，研究这方面的人需要提升自己的感官、超越自己心灵才能去深入理解。
这些内容也在柏拉图的《斐德鲁斯》篇中有所体现。[1]在同一时期，古印度一个关于瑜伽宗教的著作《伽陀奥义书》（Katha Upanishad）也同样提到了战车的异象。这被吸收进《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这本书的背景中，融入奎师那——毗湿奴的化身的形象里[2]。
在闪米特世界的犹太、希伯来传统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以利亚，旧约记载了以利亚乘坐火车火马升天的故事。因此，在一世纪左右出现了一场运动，人们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以能像以利亚一样肉身升天或拥有精神愿景。
然后是默卡瓦（merkavah，מרכבה）的传统，默克瓦的意思是战车，这是早期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个学派，是今天仍然存在的犹太神秘主义教派，这个教派以战车异象为教义中心。[3]
这么多主题，它们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共通之处，就是精神上对神圣领域的认同还有对过神圣生活或取悦上帝、超越感官、进入天堂的渴望。
列举以上这些例子，是为了指出战车的异象是很古老的，在最神秘的文献中都有对此的记载。
巴门尼德的文献应该是最早提到战车异象的资料，但印度古代吠陀教的《奥义书》（upanishad）应是最详细的记载战车异象的文献。但对于理解圣尼基塔来说，最重要的帮助可能是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
以下是一小段柏拉图《斐德罗篇》的节选：
“我们姑且把灵魂比譬为一种协和的动力，一对飞马和御车人。神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此外一切生物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却是复杂不纯的。就我们人类来说，御车人要驾驭两匹马，一匹良马，另一匹顽劣，因此我们的驾驭是一件麻烦的工作。”
柏拉图把每个灵魂划分为三部分（灵魂三分法），即理性，愤怒和欲望[4]，愤怒和欲望犹如战车的两匹有翅膀的飞马，而理性则是御车人。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面，他描述御车人和两匹马之间必须配合协调，如此，灵魂便能主宰自己、达到美善之境。
但如果灵魂驾驭不良（一旦愤怒、欲望不受理性的管辖统御），则会重新进入循环——人死亡后，不良的灵魂将不幸返回到循环形式，并且等待下一次机会来尝试实现永生，这就是轮回转生。
这就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观点，我们处于低层次的物质的可朽、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的目标是进入一个永恒的理性世界，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其途径就是通过理性御车人驾驭愤怒和欲望这两匹马的异象来实现。
“善”是最高的范畴而存在的,是最高等级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本原。这个世界有着普遍性，所有特殊的存在都有着“形式”[5]。因此，柏拉图认为要找到真我，就需要超越我们的特殊性，真正找到我们参与的形式。
如下图所示，整个过程是从“特殊性”(particulars)上升至“形式”(the forms)再上升到“至善的形式”(forms of the good)，由“现象世界”world of becoming（洞穴）上升至“理念世界”world of being（洞穴外永恒的终极真相）[6]。
这些柏拉图“形式论”观点是圣尼基塔战车异象说的背景。
柏拉图认为，共相是存在的，但是不是以一般物理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理型（即理想形式ideal forms）的方式存在[7]。
基于圣经传统的战车异象
但尼基塔有着和柏拉图不同的传统，一个基于圣经的传统。
对这一传统最有力的描述可能来自7世纪的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他有着关于道（逻各斯Logos）和理（Logoi）的教导。基督信仰的传统中有道（逻各斯Logos）的概念，比如翰福音的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也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彼此对应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通过说话造成了世间万物（上帝藉着衪的话进行创造），被造的万物其都是出于上帝的话语。
在约翰复福音中，上帝的道也可以翻译成话语，圣言就是圣子，万物都是藉着祂造成的。永恒存在的的那一个道（Logos逻各斯），创造出了许多理（logoi）和所有的被造物。正如马克西姆所说，道（逻各斯）在自身之内就包含着祂自己预先存在的创造之理，理（logoi）是道（Logos逻各斯）的复数形式[8]。
马克西姆认为，每一个物种，比如人类、猿、无花果、苹果、虫子……无论它是什么，都会在上帝对该生物所制定的道中。这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柏拉图认为，每个特定的事物都参与了一个普遍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叫柏拉图的这个人不是实在的，他有的只是人的形式，一种男人的形式或者女人的形式，因此叫杰森、科里等等这样的人也是不实在的[9]。
对于 马克西姆来说，每一种特殊个体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形式，即它自己的特别的形式；每一个都有一个理，每一个形式都有一个理在[10]（each particular have essentially a form，but its own particular form， each would have a logos，and each form would have a logos）
每一个普遍的和每一个特殊的都有着上帝的意图（Each universal and each particular， god has an intention for each one。上帝对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的意图）。
所以，根据基督传统来说，当我们说上帝爱你时，指的就是爱你这个个体，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他真的爱特定的人，对他所爱的每一个个体有特定的旨意，而不是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对于柏拉图来说，个体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每个人参与了形式。
另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对柏拉图来说，形式之于理念的关系，就如同思想是从我们的头脑中产生的一样，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轻忽了个体性。但是对于基督教传统来说，逻各斯（道）是说出来的（上帝的圣言），有一种主动的意志，受造物是通过上帝的意志而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是有意识的、可以思考的生物。而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所有的事物只是一种来自于上帝头脑中的想法、理念而已。
总之，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logoi比形式多得多。柏拉图式的传统更像一个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其至高点是太一，这种结构避免了繁多，其目标是回到单一之实在。
基督教的传统更像上图中的右侧那样，生长在地上的树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现实的世界，层级较低。而我们每个人都像树上的一个树枝，每个树上的树枝都有它对应的根部，通过忏悔，我们扎根在上帝内，在上帝的指引下，经过相应的路线，可以升入入另一个更高层级的世界。
要解释图中所绘的树为什么是倒立的?我只想说，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可见世界就是显现的世界。但就像你看不见树的根一样，它们是隐藏的。这就是隐藏的世界——就是道、创造者、灵魂或内在的人，这些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工作。但本质上，隐藏的世界是更高级的世界，因为所有显现的现实都植根于更高层级的世界、隐藏的世界，所以图中的树是颠倒的。
这就引出了尼基塔的类比概念。类比的概念就是比例。只要一个人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向他显现，[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意改变，对现实的看法也改变了，变得不那么受感官支配了，变得更加灵性。
从尼基塔那里可以读到这段短文，“灵魂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是按比例变化的，事物的本质随着自身的内在状态而成比例地变化。当灵魂或属灵感官根据自然和智力进行非自然的运作时，它就穿透了事物的内在本质。然后一个人就可以看到受造物存在的逻各斯，以及上帝对受造物的旨意。他就可依照天然的功能来感知事物、人和每一个物质体。”
所以尼基塔斯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类比，一个人的内心越早转向上帝的意愿，人对现实的感知就越真实，因为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意愿看待这个世界。
对道的感知和召唤是一种类比关系，当我们越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和美意，我们就自己进入与上帝相交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越能够体会上帝在万物当中的这种美意，就能够对万物的感受发生变化。我们所拥有的是顺服的动力，比如战车如何上升、如何下降，人就如何上升和下降，这一切都是为了相似上帝。一个人越像上帝，他就越接近上帝。上帝的意愿就如同战车一样，人出于对上帝的顺服，也跟随战车上升和下降，越和上帝的意愿同频，就越接近上帝。
但一个人越不顺服，越和与上帝的意愿存在差异，那么这个人就离上帝更远。 相似就是接近，接近就是相似，尼基塔如是说，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获得我们原有的高贵的美，不断更新那个以祂的肖象来创造的我们人的形象，如果我们自身的品质和原本的形象差异巨大，那我们又如何能与上帝结合呢？
柏拉图说，一个人上升得越高，也来越接近善的形式，抵达现实的源头，他们的灵性和内心状态就会发生变化。而尼基塔却说，你越像上帝，你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就会改变。
在希腊语中，有一个文字游戏说明了这个想法，叫做Topos和Tropos。 Topos (place) 地形是对地方的研究，Tropos则是一种情态修饰语[11]。
圣尼基塔的属灵战车
尼基塔在战车异象上看到了象征意义，这在《爱神集》（ Philokalia，也有叫慕善集的）中很常见。
1.第一种形态是修行的状态，或者说是修炼戒律和净化灵魂的状态，这与庭院相对应。 庭院是一个祭祀的地方，通过向上帝献祭来净化。
2.在那之后，一旦因献祭而被净化，也就开始扎根于道，进入圣地——会幕，这就是被光照的自然默观之境（this is the realm of natural contemplation）。
就像尼基塔所说的，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是根据其内在状态的比例而变化的，一个人看到了存在的逻各斯。这就是第二种情态。
3.最终的状态是神学状态——即与上帝的联合，与上帝相似或完全相似，如同进入至圣所，在那里，上帝自己的道（逻各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和神性被彰显。
如此，帐幕被分为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特殊形态，都代表着人在世间所处的阶段和状态。
尼基塔希望人向内寻求，他认为人的五种身体感官都需要在灵魂内找到相对应的部分，使二者如同双联战车一样并驾齐驱，既有外表也有内在，如同有一个外显的世界也有一个隐藏的不可见的世界。
战车的外观就是身体的五种感官知觉，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构成世界的四种物质元素，水、空（空气）、地、火则组成了人的身体系统（阿甲按：古希腊的世界观，类似中国的五行）。
灵魂有三种能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激情或愤怒，另外一个是欲求。一个人驾驭灵魂的能力主要是通过他的理智，如同套索一样，当思想住在心里时，内心就是战车。当人将他的五种感官、四种物质元素、灵魂的三种能力作为原材料，将它们与坚韧、节制、谨慎和勇气这四种主要美德结合在一起时，他就创造了一辆战车。类似柏拉图的良马、劣马理论，灵魂内除了美德还有着激情和欲求(情欲等不良品德），尼基塔也将战车之马的好坏视作灵魂的不同层次。
4个主要的美德构成了战车，而五种身体的感官则构成了座位，
四种元素似乎与四种主要美德有关，比如土代表坚韧，水代表节制，所以要保持清醒应喝水而不是喝酒。火代表谨慎，因为如若保持以对待火的谨慎方式对待自己，就不会毁了自己，烧了自己的房子。空气代表勇气，是一种可以迅速行动或后退的能力，特别是在最忧虑的时候。
尼基塔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托名的）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os the Areopagite）的著作，狄奥尼修斯把物质称为是智慧的最后回响，他认为物质不是一个无智力的愚蠢存在，物质的背后还有着某种智能。
这辆战车的外观每个人都非常熟悉，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这辆战车的外在层面，你的感官，你周围的世界，元素，灵魂的力量，你会饿，你会生气，你会思考事情，然后你的内心就有了直觉。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外在的层面都对应于隐藏的世界，将所有战车的外部都根植于隐藏的灵魂世界。
尼基塔说得很明确，五种身体感官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内在的对应。因此，视觉与心灵相对应。听觉对应于灵魂的判断，这意味着灵魂判断事物的方式就像良心一样。味觉对应的是理性思考能力，来区分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有益的，区分善与恶。
因此，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中提醒基督徒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一个人的外在变得内化时，内在的心意就开始占据优先地位，外在的感官也就会发生实际的改变，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当你被净化后，你就进入了圣地，你开始变得内向化，感官进入灵魂，拔高认知，获得天使的知识，能如天使一般看待世界，明白上帝对各种受造物的美意。
尼基塔还谈到了快乐和痛苦的辩证（Pleasure-Pain dialectic），由于堕落，我们的感官主导了心灵的眼睛，使得灵魂处于目盲状态、通过灵修的努力，将能让外在的感官回归于内心，将它们带回灵魂内，这样，心灵的眼睛将重获光明，战车将再度得以良好的驾驭，我们就可以按照上帝造我们的本性来生活。所有这些刻苦的操练都是为了重获道在人身上的卓越彰显。
就像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行动，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舌头能尝到等，每一个内在的感官也要发挥其功用。例如，理性必须保持警惕。灵魂必须练习默想来保持判断能力，也就是通过阅读经文、阅读教父或圣徒的著作来增加辨别力和自控，此外还必须与祈祷相结合。祈祷犹如向上帝献上的馨香之祭（如大卫所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如此，与静谧相结合的警觉，将使得灵魂的理解力再度清晰，
当你进行这些属灵操练的时候，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转变。
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的内在占据了生命的主导，但他的外在和内在仍然耦合在一起，就像一棵树有一个外在明显的部分（地面可见的）和一个不明显的隐藏的部分（地下不可见的），他们并不是分开的，仍然是连在一起的。
最后，尼基塔斯在这里把战车比作理智（intellect智慧），战车由四种美德构成，战车的车轮就是克修和对美德的操练。车轮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接触地面，正如通过经历与自然和物质世界接触。驾车之马就是灵魂的愤怒和欲求，战车的座位就是肉体的五种感官，这就是圣尼基塔战车异象的观点。
讲座问答：
问一：天主教也相信四种主要的美德吗？
答：不仅是天主教，异教徒们也相信4种主要的美德。这四种基本美德是——坚韧、节制，谨慎和勇气，是所有人都应发扬的，在基督教传统中，我们也有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我们称这些为神学美德，但这些只有通过恩典才能得到。但是四种主要的美德所有人都可以培养，可以由所有人来培养，这是是所有文化背景都赞成的。就像没有土地、水、火和空气，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一样，没有坚韧、节制，谨慎和勇气，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问二：四种元素，土水火风对应哪四种美德？
答：四种元素所对应的美德如图所示
再谈到一点，我知道，就像在西藏传统中，当你读经文的时候，很多关于元素的内容都是非常神秘的具有象征主义的。比如在柏拉图那里，一个人“火”的一面。就是属于心脏的，勇气的一面，一个有火力的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人。此外，勇气这个英语单词，来自法语，溯源应来自拉丁语，字面意思就是有心的人。古代的思维方式里，对于人身体的不同系统都有一种对应自然界的直接描述。比如将人的头发生长的能力对应植物的生长。
总结一下，我认为古人对于很多东西，比如内分泌系统、荷尔蒙系统、压力和多巴胺释放等人体系统有着基本的认识，但他们是通过经验的方式去感受，比如运用物质元素土、水、火、空气等去对应，在不同的宗教体系里面，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理解，所以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问3：请问圣尼基塔有受到卡巴拉和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了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诺斯替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整体的倾向，那就是轻视物质世界。柏拉图算是一个半诺斯替主义者。
在时间和地理上，都不能说明圣尼基塔受到卡巴拉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无论是卡巴拉和诺斯替主义，其实都跟柏拉图主义有联系，虽然基督教跟柏拉图主义也有比较深远的联系，但并不能说他们就影响了圣尼基塔的思想。圣尼基塔还是受到像认信者马克西姆、四世纪的马加略这些属灵的基督教大师的影响。
问4：有没有新神学家西门的书推荐？
答：主要推荐两本读物，一本是圣尼基塔写的新神学家西门的生平，另外一本是爱神集Philokalia第四册里关于新神学家西门的著作。
[1] 喵淼杪妙注：在《费德鲁斯》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灵魂战车的形象——一个带翅膀的战车,对神圣的灵魂来说就是这样的形象。而就人类的灵魂而言,除了那些能够恢复翅膀的灵魂外,翅膀通常都会丢失
[2] 喵淼杪妙注：书中，只要奎师那在他的战车上,阿周那根本不可能被杀死，《薄伽梵歌》一书中记载了古印度般度族王子阿周那与化身为阿周那御手的大神奎师那的对话，是阐述宗教哲理的诗篇。
[3] 喵淼杪妙注：这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哲学派系——梅尔卡巴、梅尔卡瓦或默卡瓦merkavah，מרכבה神秘主义——字面上的意思是战车神秘主义Chariot mysticism，中文语境更确切应译为天车神秘主义、火战车神秘主义。这是早期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个学派，约公元前100年～公元1000年发展而成，乃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或天宫文学hekhalot literature所描述的异象为教义中心，书中讲述内容是有关天上宫殿和上帝宝座Throne of God的圣经故事。
[4] 阿甲按：关于灵魂的三种能力，请见：《论上帝不动情吗》
[5] 喵淼杪妙注：柏拉图提出了形式论，他认为”形式 “是真正真实的东西，而它们则是我们看到的某些事物的 “形式”。比如：在柏拉图看来，桌子的概念是我们从各种桌子中抽象出来的，而这种抽象就是桌子的形式。形式是这些抽象的、理念的实体。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它们。
[6] 喵淼杪妙注：洞穴是柏拉图学说的著名比喻，有一群人每天生活在一个洞穴里,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堆火,在囚徒和火的中间有一堵矮墙,火光将洞穴内的物品投影在洞壁上,形成各种影像,而洞穴中的人认为这些影子就是实物本身。有一天,某个人离开了洞穴见到洞外的阳光时,开始慢慢察觉原来一直被影像所欺骗,于是返回洞内与其他人讲述自己所看到的真相,但是其他人们都不相信他。柏拉图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界的表象中,真实的世界是看不见的,它独立于我们感官之外（但是可经由理性所知）。由此比喻说明，对于人来说实际上拥有“洞内”与“洞外”两个不同的世界，即可见的“现象世界”world of becoming和可知的“理念世界”world of being
[7] 喵淼杪妙注：柏拉图提出理想形式（ideal Forms）的概念作为解释事物的起源。认为所有事物皆来自理想形式的不良复制。
[8] 喵淼杪妙注：Logos的主格复数是logoi，logos是唯一的。
[9] 喵淼杪妙注：柏拉图认为作为理型的“人”，比作为感觉对象的个体的“人”还要实在。理型是范本和原物，而自然之物或体只是其副本或摹仿品而已。因此具有普遍性的理型的人才是真的人，而被称呼为柏拉图、杰森、科里、甚或张三李四等等的特殊的人，只是理型的人的副本和仿品，是不实在的。理型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柏拉图否定了个人存在的特殊性,他认为普遍性是离开个别的东西而独立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事物应该是绝对的、不变的、永恒的，所以应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柏拉图将其称为理型idea或翻译为“理念”。他认为，事物的理型，就是它的本质，理型是个体之所以为个体的原因，比如：物质世界的人，从出生以来，就变化为各种形态，并最终消亡。然而，理型世界的人是不变的，所以叫柏拉图、杰森、科里等以人名区分的特殊的人最终是不存在的，只有理型世界的人才真实存在。一个叫张三的人不是任何具体的某个人，但他绝对是“人”。这个代表人类共同点的“人”，就是人的理型。
[10] 阿甲按：这里是指上帝造万物有共通处，已有特殊个别处，而这些都含在上帝的造物之理(logoi)中。共通处分开品类，特殊个别处特指上帝在那个造物上的特别美意。理不过是上帝旨意的另一种说法。
[11] 喵淼杪妙注：这两个词是 Topos (place) & tropos, place (modality)，一个是词的意思是地形（位置），一个词的意思是地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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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曼博士：中国天主基督教史略 （讲稿问答+视频+音频）
按：这次找来笔者导师开一场讲座，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是研究清代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讲稿和问答环节经弟兄Sila整理，劳曼博士修订而成，特表感谢。其中的注为Sila弟兄根据网络资料所加，讲稿整理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指正。也推荐您看视频或听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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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油管：
讲稿正文
中国天主基督教史略
阿甲：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欢迎你们参加“光从东方来”的免费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劳曼博士（Dr. Lars Peter Laamann），他是一位研究清史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他的不少著作都和基督教研究相关。今天劳曼博士能够接受邀请，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光从东方来”主要介绍东方教会传统。其实从地域上说，中国教会也属于东方教会，是东方教会的一个分支。所以，今晚我们就请劳曼博士讲一下天主教、基督教来华传教和发展的历史。
如果大家对本平台讲座的相关事工或内容感兴趣的话，在讲座结束之后，我会把我们的讲座的相关信息发到群里，大家可以通过邮件或微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群会持续更新讲座的相关信息。
劳曼博士：
两个最重要的观点
首先，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是这场讲座最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我没有刻意分开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我来说，在19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两者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时间跨度从公元650年左右一直到20世纪。第二，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1]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宗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在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环境中的发展过程表明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要谈到这个观点，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立场。
中国唐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与这张地图有关的历史，其实不是非常久远。如果你们有汉代中国的地图，你们就可以看到，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有一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东部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耶稣升天后的使徒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了教会和信徒。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东部，也就是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和东南亚，有另一种宗教开始发展起来，这个宗教就是佛教。
佛教和基督教，虽然从历史学上来说，两者没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两者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宣教方法：他们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都做了不少的变通；他们的信仰是通过非常professional（专业的）的传教士，从印度和罗马帝国一直传播到最远的地方（东亚）；传教士一般采用徒步行走的方式，一直走到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例如敦煌。敦煌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就是“天堂”，因为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留下来的遗产，有佛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遗产，也有基督教（景教）的遗产。总之，敦煌是一个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地方。
佛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教士玄奘[1]。当然，中国人通常都了解他，他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的一个想法和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传播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经书。他知道那些关于佛教的书卷是在西方（印度），从那时候，“西方”就有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于佛教徒来说，西方不一定是天堂，它叫天竺。“竺”这个字，是竹字头，下面有一个二。这个“天竺”和后来的“天主”发音相同。所以，在此之后很多人误以为佛教（天竺教）和天主教是同一种宗教。
佛教的传播经过中亚，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这条脉络就是商业路线。显而易见的，商业活动是各种民族交流思想文化的一种途径。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粟特人的人像。粟特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徒。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粟特人刚刚皈依佛教，之前也有很多人皈依了从西方传来的宗教，包括基督教（景教）。
我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一个很早就成立的教会。这些粟特人，对我们来说是文化大使，他们把西方的文明（包括各种文化现象）介绍给了在中亚和东亚的很多城市。在这幅图上，他们拿着乐器，这些乐器的作用当然是为了营造欢乐的气氛，但它们也被用于宗教典礼。这幅图的左边就是一个佛像。当然了，从左边看到的，就是亚洲西部的一些人，他们都留着胡子，右边有一个人穿着丝绸衣服。西方人很喜欢穿中国传统的丝绸衣物，所以在拉丁文之中，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作“丝绸人”（赛里斯人），这是最早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称呼。
同时，有一个从西方传到中亚来的宗教，就是景教。他们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古叙利亚语），我是通过阿拉伯语学会的。这些是叙利亚人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文字（叙利亚文）和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文，以及最早的阿拉伯文有很密切的关系。顺便一提，这与我在担任某个Panel Host（研究小组领导人）的时候的论文题目有关，所以我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
言归正传，玄奘和其他国家派出的传教士，他们去了印度是为了获取从西方传来的经书。例如《新约》，在那个时候才成书不久。在西方人编撰的基督教史书之中，对这种文化交流的史实少有提及。（亚述）东方教会虽然也属于基督宗教，但他们的神学观点与西方教会有很多差异，这是不无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早就与罗马帝国境内教会分离了。他们离开了罗马帝国东部，首先在波斯宣教。在波斯也有别的宗教，之后还有伊斯兰教的兴起。然后他们继续向东走去，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走到中亚，直到唐代中国的首都长安和丝绸之路周边的所有大城市。
在敦煌的一个地方，蒙古人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那里有一幅耶稣肖像画。画面上的耶稣，看起来就是一个亚洲人。具体地说，他是亚洲西部的一个人，像是印度人，但一定不是中国人。从外貌上看，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年轻的罗马人。所以，耶稣的形象已经被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可能是在波斯进行的，或者是在亚洲西部某地，现在不一定能确定在哪里。这是耶稣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只有半个；这是他的手……这幅画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耶稣画像。我还记得，这幅画目前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么说来，我们知道：景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东方教会”“东方亚述教会”，是叙利亚传统教会的一个分支。这个景教从神学上来说是广义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但是，他们与其他教派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幻灯片右下角写的就是那个“两性论”。“两性论”的意思是说：基督有神性和人性，所以他在被绑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经是神。换言之，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于没有学过基督教神学的人来说，他们不一定会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对于当代罗马（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神学家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种基督论[2]。
中国宋代至明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接下来，在唐朝之后，整个亚洲产生了很大的变迁。最大的变迁是将要发生的蒙古征服，即蒙古帝国的建立。这张地图呈现的，是蒙古帝国建立之前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部分（主要是北非，包括埃及）。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伊朗（波斯）和中国，产生佛教之后的印度，还有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伊斯兰教的地区。伊斯兰教在那时就已经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它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3]一直到中亚都有影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一个observation（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除了伊斯兰教，还有和最古老的《圣经》（希伯来圣经）有关的宗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这三种信仰在伊斯兰教地区，都有差不多的宗教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地区都是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不少人（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虽然讲阿拉伯语，却信仰犹太教或基督教。换言之，讲阿拉伯语的人不一定都是穆斯林。
宋朝（北宋）在地图的右边，这里就是它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汴京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教团体，这个团体的犹太人很乐意和当地的穆斯林交流，还有景教的教士，他们都是住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南宋的时候，宋朝的首都变成了临安（今浙江杭州），也有非常著名的伊斯兰教士、基督教士居住在此。不久之后，由蒙古人缔造的大元帝国出现了，还是有很多从西方来到东方的客人（大部分是商人）来到中国。因为他们做买卖的商业路线，和汉代、唐代时期完全一样，也是走丝绸之路，也许他们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个很有趣的名人叫马可·波罗[4]，他是基督徒，但他的职业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代，很可能有很多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亚洲西部迁入中国，其中不乏信仰基督教的人。还有伊本·白图泰[5]，他和马可·波罗是同时代的人，但稍晚一些。伊本·白图泰游历过中国和亚洲几乎所有的地方。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士，所以他对伊斯兰教在东亚国家的发展情况特别感兴趣。在他的旅行日记之中，他对所遇到的基督教士也有所记录。
现在，我为什么要抛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文语境中，“基督教”专指新教，与之并列的还有天主教。但是，现在我给你们看的这个教派，在基督宗教之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是有正确信仰的，也就是有道理的（有正确信仰的）一个教派，这是他们这个名称的本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正教与其他传统教派的区别非常少，所以他们也属于基督宗教。和宋代中国同时期的俄罗斯刚刚皈依基督教（东正教），这个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当地人民还没有信仰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更多被基督教影响到的地方，它们都在西方。比如说，现在属于乌克兰的基辅，它可以说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
再往下看，你看到的就是金帐汗国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国家。现代的俄罗斯人认为：蒙古人对东正教的态度很恶劣，但实际上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比较宽松。当时的蒙古人有一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迁移到俄罗斯沙普地区的蒙古人也有皈依东正教的。与此同时，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当然也有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希腊东正教。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那时陷入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在这里，也爆发了有很重要历史意义的战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我在之前说过，有一个历史名人叫马可·波罗，他去过哈拉和林（Qara-qorum），哈拉和林当时是蒙古帝国的首都。在那时候，有传教士，也有商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派出的人员去了哈拉和林。
这是鲁不鲁乞[6]的游历路线，他属于天主教的一个修会——方济会（Francisco，又称小兄弟会）。因为小兄弟会鼓励会士过一种平衡的生活，所以鲁不鲁乞虽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他从外表上看是比较贫穷的。这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元朝时期。
明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伊斯兰教国家的中介，例如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明朝末年，有一个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利玛窦(1552-1616)，他也有一个拉丁式的名字“Matteo Ricci”，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马切拉塔（Macerata）。利玛窦在到达中国之前，耶稣会士已经去过了日本。因为他们很想得到亚洲最东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日本传教。除了耶稣会，还有其他的天主教修会，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在印度西部、日本建立了他们的传教站点，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采用了一种新的传教方法：模仿本地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文化习惯。所以这些耶稣会士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以为：中国是完全佛教化的，所以他们应该穿和尚的衣服。但是，明朝晚期的中国并非如此。他们后来才知道：应该模仿儒家人士。所以，在此之后，那些耶稣会士都穿着儒家士大夫的衣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入乡随俗。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传教方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晚明时期的中国，就建立了天主教堂，你们可能见过。例如徐家汇天主堂，这是在十九世纪初兴建的。这座天主堂的前身就是晚明时期的一个小教堂，扩建之前的教堂比较矮小，显得很不起眼。晚明时期，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地区在江南，这也是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直到今天，江南（江浙沪）还是当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江南地区有很多富裕的商人，他们都住在南京和南京以东的城市，当地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名门世家。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都懂这个道理，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对这些大家族施加影响力。
例如徐家，徐光启[8]和他的孙女徐甘弟大，他们两人对在江南地区工作的天主教传教士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传教士创立新的教会、建立新的教堂。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有反对天主教的声音。例如，在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他们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因为大众认为：天主教和佛教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圣母玛利亚”，很多人认为她实际上就是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或是白莲教所说的“无生老母”。有很多人并未皈依某个宗教，但他们会去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宗教场所，把每个宗教的女神都拜一拜。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基督宗教来华传教史
这是清代中国的地图，清代中国对外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在此，我给你看两个例子。
这本书——《异域录》，你可能没有读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本书也有中文版（汉文版），值得一读。《异域录》是由图理琛[9]用满文写成的，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他不是皇子而是旗人。这本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位。到了《异域录》正式出版时，已经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时代。这本旅行日记挺有趣，他从北京一直走到了中亚和俄罗斯。
这时的俄罗斯，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国家。当时的中俄关系通常被历史学家忽视，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值得研究。在中俄边境，当地人民皈依东正教之后，他们就被看作是俄罗斯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护照制度，所以谁知道他是一个蒙古人或呢？一个人不会讲汉语，不说俄语，但他又加入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他就被看作俄罗斯人。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史实呢？就是因为记录了中俄人民文化上的区别。这个人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皇清职贡图”，职贡就是外来人（商人），但是也是外教人。他们就送给中国皇帝礼物，也收到了皇帝的赏赐。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去北京旅游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二环路附近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那个大使馆原本是东正教传教士居住的俄罗斯馆。因为在清朝时期，中俄之间的外交事务是经过俄罗斯官方教会的人员办理的，现代的俄罗斯驻华使馆与他们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东正教驻北京俄罗斯馆的人员很重要，比如说他们的主教，其地位与天主教教皇差不多。
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传道团之的一位团长（修士大司祭）巴维尔·卡缅斯基(1765-1845)[10]，他既是神父，也是事实上的俄罗斯驻华大使，还是语言学家。卡缅斯基既懂得中文，也会满文和蒙文，他认为这些语言对中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卡缅斯基曾经翻译了一本满文版的《新约》。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在中国。清朝早期，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派是天主教。
你看这是北京天主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在清朝顺治年间由汤若望[11]扩建，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汤若望来华工作、生活的时间正值明清之际，他开始为中国朝廷工作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在他退休的时候，中国已是清朝的天下。在那时候，来华工作的传教士，他们除了传教之外，最重要的作用是担任西方科技专家。所以这些传教士即使不在朝廷做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难得的人才。
比如苏努[12]，他是满族、旗人，他和他的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苏努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的皇帝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他的兄弟们进行“九子夺嫡”时，苏努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拥立八阿哥胤禩），所以他落得了一个被流放后病逝的下场。
之前，我给你们看的《皇清职贡图》也有西方神职人员的肖像。所以他们知道在西方的天主教国家，神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苏努的缘故，雍正认为天主教徒这个群体影响到了他坐稳皇位，所以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所有的天主教徒可以继续去教堂参与弥撒，但不允许他们传教。这个在雍正二年发布的命令，是一个反传教的命令，却不是反对天主教的命令。由此可见，很多问题表面上是宗教问题，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并非如此。比如说白莲教，有实际上的白莲教，也有思想上的白莲教，这两者都是民间佛教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当政的皇帝不一定知道哪个白莲教属于合法宗教。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人数不到十二人，他们经过东南亚到了四川、重庆和云南，他们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但是，也有一些隶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被允许在北京和澳门传教。在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是：他们没有在教堂里聚会，而是在某人家中举行弥撒。通过阅读巴县档案馆的相关材料，我们知道：当地有很多被当作教堂使用的民房，从建筑外观上看不出来它们的用途。
在清代中叶，中国天主教徒从外表上看就像是佛教徒。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看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宗教的信徒，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包括庙会活动。但是，新的一批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这种现象（在家中聚会）就有所改变了。你看这是一个羌族建筑风格的教堂。他们采取的传教策略，就是入乡随俗，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
这个教堂也在四川，它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这是我在巴县收藏的清代档案当中找到的一个案例，这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清朝晚期。这些案例关键之处是：通常来说，官员虽然知道在很多地方有非法的传教活动，但是他们对于不参加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的教众，一般给予会帮助。例如这两件档案记载的，当地教堂失窃，官员设法追回了赃物并还给了教堂。当然，有时候官方和教众也有冲突。
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都属于新教。在中文语境中，新教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狭义，Protestant）；而在西方，每一个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都属于“基督教”（广义，Christianity）。所以我把它称为新教，以免混淆两者。
这些新教的传教士，在18世纪末（乾隆至嘉靖年间）才参加传教运动。他们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区，第一是印度，第二是东南亚，第三就是中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3]，他在中国最初只招到一个信徒，就是梁发[14]。除了传教之外，他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国设立一所既能学习英文又能学习基督教教义的学校（即今英华书院）。另外，马礼逊还有一个同工——米伶（William Milne）[15]。米伶不是马礼逊的弟子（更像是助理），但他也是传教士，而且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展传教事业的时候，不喜欢马来语，所以他只让米伶学习中文。
中国是怎么和这些东南亚的地方产生联系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属于荷兰。但是，英国教会和荷兰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就是荷属东印度的首都。后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新加坡。就是这个人——莱佛士[16]，他对新加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算是（基督教）专家。这是我们自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它们都属于我们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我们拥有一座非常丰富的材料库，这个材料库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有趣的。对于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而言，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在19世纪，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在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澳门，它是唯一一个不属于葡萄牙人，但允许与西方天主教徒通航的天然港口。清朝官员不知道：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关系并不友好。
19世纪的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都是谁？这是他们拼接起来的合影，不是自然的照片。他们受教育的水平不是很高，他们招收的中国信徒的文化水平也不太高。所以这些传教士通常不识字，他们也不能听懂官话。这些西方的新教传教士，普遍选择了学习中国方言，比如闽南话或客家话。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导致是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按照《南京条约》的条款，西方的传教士获准在华传教，但仅限于港口城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此在1860年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从那以后，新教传教士成立了一个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我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保存了很多他们留下的文件和出版物。
这些传教士也做了另一件事——建立医院，例如这座在保宁（今四川阆中）的医院就是由传教士建立的。从此“医疗”和“传教”变成从同一个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了所有的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ies）。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们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开设医院。
在这些医疗传教士之中，有一位著名人物——伯驾（Peter Parker）[17]，他在自己开设的医院里，用一种在汉语中叫做“柳叶刀”的手术刀为患者施行白内障手术。这种手术刀因为形状很像柳树的叶子，因而得名“柳叶刀”。
后来，伯驾（1804-1888）在广州创立了博济医学堂[18]，教授西方医学。孙博士（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此学医。[19]这些“Medical Missionaries”（医疗传教士）除了教授西医之外，他们也反对有罪的行为，比如吸食鸦片。到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多。
当时，在天主教世界之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法国。法国自诩为天主教徒的保护者，他们认为：哪里有天主教徒，法国就应该在那里驻军，保护当地的天主教徒。至于德国，他们在山东租借了青岛地区，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和抗议，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义和团运动。
这和西方传教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关系。新一批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和以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因为这些传教士来自西方强国，所以他们的言行往往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帮凶，但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的眼中往往就是这种形象。
最后，我要说的是基督宗教在民国时期的影响。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一些目的，和国民党、共产党的目的差不多，他们都想要改善中国国民的卫生条件和健康水平，他们也都反对吸毒（鸦片等），还反对民间的各种迷信。有许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向传教士学习思想文化，例如陈独秀[20]。我就很喜欢陈独秀所说的“吃教的多，信教的少”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去传教士开设的学校的人挺多，但他们往往是去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可以省钱），而不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基督教。还有一位将军，他有“基督教军阀”之称，就是冯玉祥。冯玉祥的看法和陈独秀的观点可能是相反的，但他们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谢谢大家！感谢你们一直坚持听到现在。
阿甲结语
谢谢劳曼博士！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历史，在这场讲座之中基本上被全部梳理了一遍。在我个人看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原来基督教在中国，怎么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直到现在，天主教、基督教都变成了中国主要的、传统的宗教。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有“洋教”之称，那个“洋”就是指西洋（西方世界）。但是，实际上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在很久之前已经开始了。所以19世纪在华的基督教、天主教，它们真的已经变成了中国本土的宗教。
好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特别感谢劳曼博士
给我们今天带来一张非常宽广的“地图”，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概要。对于我这种仅仅研究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来说，真是令人眼界大开！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给劳曼博士发邮件。你们可以在微信群里，加我的微信或给我发邮件，我把劳曼博士的邮箱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劳曼博士！谢谢各位听众！
[1] 整理者按：此处指广义基督教，作者在本文中主要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对景教、东正教也有所提及
[1]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高僧，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
[2] 即聂斯托留（Nestorius）教派。
[3]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Andalucía；英语：Andalusia），是位于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也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富饶的自治区。
[4] 马可·波罗（意大利语：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意大利旅行家、商人，代表作品有《马可·波罗游记》。
[5] 伊本·白图泰（阿拉伯语：ابن بطوطة、拉丁转写：ibn Baṭūṭah，1304年2月24日－1377年），摩洛哥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
[6] 鲁不鲁乞，又译鲁布鲁克（Rubruquis，约1220年－约1293年），全名纪尧姆·德·鲁布鲁克（法语Guillaume de Rubrouck/ Rubroeck），法国方济各会教士，曾受法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帝国，著有《鲁布鲁克东行纪》。
[7]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
[8]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
[9] 图理琛（1667年－1740年），又名“图丽琛”，字瑶圃，号睡心主人；其先世为叶赫人，姓阿颜觉罗，隶满洲正黄旗。
[10]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俄罗斯汉学家，曾任俄罗斯东正教第十届北京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
[11]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1666年），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抵达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12] 苏努（1648年－1724年）是清朝宗室，努尔哈赤玄孙、贝子杜努文之独子。苏努得到康熙帝的宠信，但在雍正二年（1724年）因与廉亲王胤禩为朋党而被定罪，削除爵位，废黜宗室资格。
[13]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英国人，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
[14] 梁发（1789年—1855年），小名”阿发”，原名恭（又名公发），又称梁亚发，字济南，号澄江，中国基督教会史上第一位华人牧师，也是第一位中国籍传教士和第一个参加近代化中文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人，著有《劝世良言》等。
[15] 米怜（William Milne）为英国伦敦会第二位来华宣教士，他是马礼逊的亲密同工。
[16] 莱佛士，全称为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FRS (1781.7.6—1826.7.5)，是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他对于新加坡的开辟、建设、法制和长远的规划蓝图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立下不朽的功绩，让新加坡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港之一。
[17]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一译巴驾、帕克，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广州博济医院创始人。
[18] 准确的说，伯驾开办的是博济医院。这座医院附设的博济医学堂，是由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创立的。
[19] 1879年，博济医学堂改为南华学堂，并招收女学生，开我国女子学医之先河。1886年，孙中山到博济医院南华学堂读书。
[20]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
问答环节
1.在唐宋以前乃至唐宋时期，当时的基督教的各个教派来到中国传教的时候，除了汉文之外，他们还把宗教经典翻译成了哪些文字？这个问题的相关资料非常少。
答：是这样。还有一个现象：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商人，他们对西方语言比较熟悉。但是，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基督教）的经典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所选择的词汇基本上都是从道教之中借用的。所以，我们经常难以确定一篇文章，它究竟归属于哪个宗教，是道教、佛教或景教？这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2.在“医疗传教士”那一页幻灯片上，我看到有一个叫Hudson Taylor（戴德生）[i]的人，他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吗？
答：肯定有从美国来的传教士。当时，向中国派出传教士的国家，有葡萄牙，然后是英国、法国，最后是美国。这些传教士之中，通常有不少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但还是以欧洲人居多。他们是在欧洲出生的，但他们的国籍可能会产生变动。
3 基督教既然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不能像在欧洲国家（比如俄罗斯）那样被尊为国教？换言之，基督教在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宗教，或是取得重要的地位？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中国对于宗教的看法，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如果一个国王或皇帝决定成为天主教徒，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变成天主教国家；而中国显然没有这种传统，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区别之一。在韩国，基督教可以说已经成为主流宗教。为什么会这样？20世纪的韩国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基督教在韩国除了作为宗教团体存在之外，也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反观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与韩国类似的情况。宗教的发展，还是要有政权的公开支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廷扶持过基督教的发展。对此，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
4.在清朝历史上，好像有一个皇帝是天主教徒？有人认为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
答：这个我不了解。康熙皇帝应该是没有皈依的，但他对天主教有强烈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印度也有一个蒙古族的皇帝，他曾经让耶稣会士向他解释天主教最重要的教义，但他没有皈依。总之，康熙皇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抱持很开放的态度，但他并不是真心相信基督教，应该是这样。
[i]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1905年），英国人，中国内地会的创造人，清末时来到中国。他自1853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毕生于中国福音事工。
海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