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甲
Posted on By kosmosPosted in 《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帝国）
一
他因口才出众，在历史上被誉为“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Ἰωάννης ὁ Χρυσόστομος，约349—407，音译为“约翰·屈梭多模”）。
他曾任罗马帝国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是一位对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有重要影响的神学家。然而，他却在任上遭到流放。此文意在通过介绍金口约翰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初步探讨他被流放的原因。
君士坦丁（Constantine，约272—337）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之后，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会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从迫害教会变成与教会“合作”，维护教会合一与社会稳定。在《米兰敕令》中，罗马帝王首要关心的是“国家的福祉和安全”，“为了国家的良好秩序，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们决定把敬拜上帝作为首要关怀，并容许所有人（包括非基督徒）自由敬拜，“以便在天上的上帝赐吉祥于我们并我们统治下的臣民”，以便 “我们在最重要时刻已经享有的神圣护佑持续地赐予我们，从而确保帝国的福祉”。<1>
在这里，古老的政治信仰显而易见，就是将国家的福祉安详与神圣护佑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人相信神灵会通过各种天灾异变或福祉介入人类事务，国家领袖的职责之一就是取悦神灵，以求庇护蒙福。按这种看法，所有关乎政治的公共事务都会进入宗教领域的考量内。<2> 现代的政治模式可能容易忽略这一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君士坦丁如此关心教会的合一和稳定。对他而言，教会的合一和稳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安泰。
《米兰敕令》发布两个世纪之后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约482—565）显然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写道：“如果神职是免于指摘（保持圣洁），那么君王就当信心满满地在上帝面前，公正明断地，按照上帝美意的普遍结果管理（国家）。” <3> 又说：“圣职和君权是上帝在他无限仁慈中赐给人类的两个最大恩典；前者管理神圣事务，后者主持并管理人类事务，两者出自同一原则，都让人类生活生色添彩”。<4>
324年，君士坦丁拿下东罗马帝国之后，面对教会的阿里乌主义冲突。他试图通过私人会谈解决问题，但无济于事，就把信仰方面的争议交由主教会议来决定。<5> 他召集罗马帝国的主教们在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西部城市伊兹尼克，İznik）开了一次大公会议。他担当辩论的调解人。一旦会议在信仰上达成一致（也就是绝大部分主教的决定），君士坦丁就强化这个决定，并将拒绝在尼西亚会议上签字的阿里乌（Arius，约250—336）和其他两位主教流放，从此开了罗马帝国皇帝通过主教会议流放主教的先河。<6>
为什么要流放而不是直接处死呢？因为在《米兰敕令》之后，教会的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从受迫害的主要对象变身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合一的主要成员。像逼迫时期那样直接处死主教的做法不再普遍。但是，罗马帝国的皇权却在教会的惩戒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
流放之所以有效，是由于当时罗马帝国的治理模式造成的。鉴于罗马以前过多的异教崇拜习俗，以及战略需要，君士坦丁于324年开始在罗马帝国东部新建一个首都，也就是君士坦丁堡。自那之后，罗马帝国就逐渐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包括管理帝国政治和教会事务。通过这个中心，帝国中心与其它地区沟通，处理危机事件和教会冲突。将一个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或重要地区流放到别处，意味着尽可能地阻止他与追随者、有影响力的其他主教或地方长官的联系，将他的影响力限制到尽可能边远的地区。这些流放的主教多是因为信仰的问题。但在有些例子中，政治，或者更直接地说，权力之争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8> 金口约翰的流放就属于后者。
二
大约在349年，金口约翰出生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城市，安提阿（Antioch），也就是如今土耳其南方城市安塔基亚（Antakya）。他的父亲塞古都斯（Secundus）是罗马帝国在安提阿驻军中的高级官员。<9> 他的母亲阿修莎（Anthusa）是希腊人，在20岁生下金口约翰不久就守寡了。她拒绝再嫁，以虔诚和勇气将孩子抚养成人，后来金口约翰在他的著作《论神职》中悼念她为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母亲。<10>
金口约翰受过很好的教育，他“跟伟大的异教演说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学习法律，跟当时安提阿学派的领袖大数的狄奥多（Diodore of Tarsus）学习神学”。<11> 他出众的口才以及解经很可能与此相关。
他大概在19岁受洗，三年后被主教梅勒提乌斯（Meletius，？—381）按立为读经员。他很早就蒙召要去过修道生活，但为了照顾寡居的母亲，他在家过了近四年克己苦修的生活。之后四年在附近的一座山里，在一位老隐士的指导下学习祈祷。之后两年，他独居在一个山洞里，学习圣经，遵行着过于严格的苦行操练，这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并迫使他回到安提阿。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约329/330—379）曾在给好朋友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90）的信中写道：“与那所应许、为我们预备的幸福相比，这世上万物都不算什么，此真乃你心所是，也正与你灵相配”。<12> 在修道生活上，这句话似乎也适合用来描述比巴西尔和格列高利年轻一代的金口约翰。
到了381年，金口约翰被按立为执事。就在同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变得更加炙手可热。因为该会议不但确立了信经，也定下了七条教规，其中第三条写道：“因为它（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紧随罗马主教之后的殊荣”。<13>
在此后五年的教会服侍中，金口约翰照顾孤寡病弱，帮助指导慕道友。386年，他被梅勒提乌斯的继任者弗拉维安（Flavian，约320—404）按立为神父，从此开启了他卓越的讲道、解经、教导生涯 。
387年，安提阿人抗议征税增加，有些人推倒皇家雕像，将其拖地游街。金口约翰针对这次公众事件，进行了一系列讲道。他劝勉安慰那些忏悔的听众，使得不少人归向基督。金口约翰在安提阿服侍期间，留下大量的礼仪遗产，同时也是辩论家、护教者。在历史上，他因持续、有权威的解经讲道而获得“教会博士”的称呼。
三
397年9月，君士坦丁堡主教聂克他留（Nectarius，？—397）离世。众多候选人都想获得这个职位，其中亚历山大主教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412），虽已年过七十，也希望加入角逐。
早在385年，金口约翰曾指出在选立主教上存在的问题：“看看在大节日时，就是按照传统要选立教会职位时所发生的事吧。那时一切在决定该职务人选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人，分成许多派别，神职人员既不团结，也不与被选的主教站在一起。每人各行己路，每个人都支持不同的人。结果是每个人都没有关注所有人都该注意的重点：灵魂的美德。这样其他不配的考量就弥漫其中。例如，选这个，因为他来自于一个显赫的家庭；选那个，因为他是一个转宗者，从敌营转向我们。有人希望主教是跟自己关系好的，有人希望那人是自己的亲戚，另有一人希望那人一无所知，只要讨人欢心就好。但没有人去找那真正适合这职位的人，就是他的美德经得起考验的人。” <14>
后来在选立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86—450）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时也存在类似问题。那时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1—450）说：“候选人很多，但没有最好的。每一派都把他们的候选人吹上天，却把其他的候选人踩下地。你找不到一个共同承认的名字……最后你要我去选一个，我想最好一个候选人也不选，这样他就能避免从一开始就遭到其他派的嫉妒和憎恨……因此我选一个有特别演讲恩赐和声望的陌生人。” <15>
类似的情况在397年也发生了，当候选人之间的斗争让人们心烦意乱、忍无可忍时，他们就请求皇帝阿卡迪乌斯（Arcadius， 377—408）干涉，尽快选出一个合适人选。这样，金口约翰，也许是由于他的声名远播，著作被广泛传抄，同时从未卷入政治事件 <16>，经内务大臣和法院主事官优特皮乌斯（Eutropius，？—399）推荐，由包括亚历山大主教西奥菲勒斯在内的主教们按立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虽然西奥菲勒斯本人并不乐意。<17>
对于金口约翰而言，他并不在意是否成为主教，只要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就不遗余力地担此重任。<18> 上任后，他就对教会进行改革。他极力反对“像弟兄姐妹住在一起”的说法。在他看来，没有结婚的神职人员允许妇女、甚至起誓要守独身的处女住在家中照顾家务，会使教会蒙羞，也违反了尼西亚会议教规第三条。按照教规，这方面只允许神职人员的母亲、伯母、姐姐或避免产生嫌疑的人去做。<19>
金口约翰也认为， 神职人员要自己照顾自己，过简朴生活。他劝诫平信徒要离恶行善，警告贪婪的人，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要贪求无定的钱财，劝诫贪吃的人要节制饮食，不可满足肉体的欲望。他仔细检查教会财政，要求立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对教会无益的开支，将教会日常开支多余的部分作为基金给医院，并建立更多的医院，派虔诚的神父和医生、厨师以及来自教会的单身义工参与到医院的服侍中。如此，当地的穷苦人和因远途有疾病的旅客能得到照顾。他劝告教会中的寡妇，不要在意服饰的华美，并建议其中一些人再嫁。
他重新开始夜间祷告（4世纪开始于安提阿，后来遍及东正教）的传统，召集会众来教会参加。因为男人白天要工作，他建议妇女白天在家祷告。他为神职人员悲伤，因为没有夜间祈祷，他们就习惯于整晚睡觉。他抨击奢侈挥霍的生活，劝告富人要谦卑克己，乐于捐助。<20> 他的改革得罪了一些神职人员。
四
401年，金口约翰受邀去以弗所主持一次会议。在会上，他罢免了六位被发现买卖神职的主教。虽然他是受邀过去的，并且以弗所在君士坦丁堡管辖范围内，但他的职权仍然受到质疑，从而树立了更多敌人。返回君士坦丁堡后，他发现一位客座主教，加巴拉的塞韦里安（Severian of Gabala），在神职人员中挑起麻烦，就要求他返回自己的教区，但塞韦里安向其支持者皇后欧多克西亚（Aelia Eudoxia，？—404）求情。<21> 塞韦里安联合其他一些主教和朝臣，反对金口约翰。
因为金口约翰在讲道中经常批评当时妇女的虚荣攀比和奢侈生活，这显然并不讨好权贵。塞韦里安与其支持者们利用这点，他们篡改金口约翰的讲道，使其看起来像是在攻击皇后欧多克西亚。<22> 从此，欧多克西亚对金口约翰充满敌意。
后来，亚历山大主教西奥菲勒斯联合塞韦里安，准备召集一次会议，定金口约翰的罪。一方面，他找来两位因谋杀或通奸被金口约翰驱逐的执事，让他们举出一系列他们声称金口约翰犯下的罪行，包括私售教会财产，任意贬低、罢免甚至流放神职人员，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会见女人。西奥菲勒斯答应他们，事成之后，让他们恢复原职。<23>
另一方面，在欧多克西亚和西奥菲勒斯支持下，皇家于403年7月召集四十位主教（其中到场三十六名，二十九名出自埃及的副主教，六位被金口约翰在以弗所罢免的主教，还有塞韦里安）在卡尔西顿（Chalcedon，今伊斯坦布尔一个地区）郊外的橡树（Oak）举行会议，意在罢免和流放金口约翰。
金口约翰拒绝出席这次会议，正如支持他的三位主教朋友所说：“你们毫无规矩地打破了381年主教们定下的教规：‘不可判断你们辖区以外的事务’ ”。<24> 根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第二条教规写道：“主教不可离开自己的教区，到其界限之外的教会行使职权；根据教规，让亚历山大主教的职权范围仅限于埃及”。<25> 显然亚历山大主教，由于得到皇家支持和其他反对金口约翰的同党，无视这条教规。
金口约翰无视他们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召唤。于是皇帝下令流放金口约翰。就在金口约翰第四次被召出席会议时，他被士兵强行带走流放。然而就在当晚，皇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有可能是皇后流产，皇后认为这与她不公义地对待金口约翰有关，就迅速召回了他。
但金口约翰的敌人没有就此罢手。在404年，复活节圣周禁食的时候，他们来到皇帝面前说，金口约翰已经被罢免了，不要让他在复活节再接近教堂。于是皇帝对金口约翰说：“离开教会!” 但他回答：“我从救主上帝那里接受这间教会，为了照顾他百姓的救恩，我不会离开她的。但如果你定意如此（因为这城市属于你），那就用武力驱逐我，如此，我可以说，是你命令我离开，而不是我自愿放弃这间教会。” <26>
反对金口约翰的人不断催促皇帝罢免金口约翰。在复活节前夜的安息日，约有三千人在当晚准备受洗，皇帝派军队进入教堂。他们包围圣坛，打断洗礼，多人受伤，洗礼盘流满了鲜血，许多准备洗礼的女人来不及穿衣服就逃跑了，超过四十位主教与其他平信徒一起被赶出教堂，哀嚎遍地。<27>
正如金口约翰写给罗马主教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 417）信件中说的：“这么多的邪恶没有解决，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并且每天越来越严重，而我们成了多人的笑谈。” <28> 终于，金口约翰被再次流放。404年6月24日， 金口约翰离开了君士坦丁堡。
在金口约翰离开君士坦丁堡前，他写信给罗马主教英诺森为他的被罢免辩护，要求再次开庭审理。而西奥菲勒斯也写信给英诺森。在比较两者之后，英诺森拒接承认金口约翰被免。英诺森开会讨论此事，宣布橡树会议无效。
通过英诺森，西罗马皇帝霍诺留（Honorius，384—423）要求东罗马皇帝首先恢复金口约翰的职位，然后针对此事再开一次大公会议，要求希腊、拉丁双方在萨洛尼卡（Salonika，即帖撒罗尼迦，今希腊东北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开会，但会议从未被召集。并且，罗马主教派去君士坦丁堡的使者，其中包括五名主教在路上就被监禁、恶待，最终他们回到罗马禀告此事。英诺森断绝了与亚历山大主教以及其他金口约翰主要对手的团契。这个分裂直到金口约翰死后才得以恢复。
金口约翰被流放到可可苏斯（Cucusus），如今亚美尼亚（也有说是在土耳其南部山区）的一个边区村落。尽管那个地方十分遥远，还是有许多人拜访他。当那地方发生大饥荒时，金口约翰又帮助那里的穷人（因富有的朋友给他钱财），那里的人都尊敬他。但是，他的对手充满嫉妒，就把他转移到更为偏远的皮提乌斯（Pityus），距离君士坦丁堡600海里，位于黑海旁边的一个沙漠地区。去那里要经过六座大山和数不清的溪流。禁卫队的士兵不许他带帽子，并催促他雨林日晒地快速行走。他们说，这是接到的指令。他们就这样行走。
据记载，407年9月14日，在到达口马纳（Comana，黑海南岸本都地区，大约如今土耳其北部城市托卡特，Tokat）时，金口约翰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就领了圣餐，然后献上了最后的祷告，“在一切事上，愿荣耀归给上帝”。
金口约翰没能在这世上时再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438年，在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治下，金口约翰的门徒、时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普罗克洛斯（Proclus，？—约446）将金口约翰的骸骨迎回君士坦丁堡。
五
从金口约翰的经历，可以看出，即使在《米兰敕令》之后，基督教会及其主教们还是很容易受到罗马帝国皇权的干涉和侵害，尤其在东罗马帝国。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当今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29>
少数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认为，影响主教职位的，有两个可见的主要因素，其一，是否获得皇权的支持，其二，是否获得其他主教的支持。<30> 在金口约翰的例子中，他在这两点上显然都缺乏支持。
当然，他的具体思想和做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金口约翰的经历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某种真实关系。即使在一个看起来以基督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帝国，即使是如金口约翰那样身为帝国首都主教的人，他跟帝国皇权以及帝国教会很多主教们却是并非完全一体的。
<1> Bettenson, Henry; Maunder, Chris ed.,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7. 也参考：优西比乌著，保罗·L·梅尔（Paul L. Maier）英译、评注，瞿旭彤译，《教会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7-460页。
<2> Harold A. Drake, “Church and Empir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eds. Susan Ashbrook Harvey and David G. Hun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55-456.
<3> S.P. Scott ed. and trans., The Civil Law, Volume 16 (Cincinnati: Central Trust Co.), 31.
<4> Harold A. Drake, “Church and Empir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eds. Susan Ashbrook Harvey and David G. Hun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56.
<5> Baur, Chrysostomus, John Chrysostom and his time, Volume 1 (London: Sands & Co. LTD, 1959), 32.
<6> Eric Fournier, “Exiled Bishops in the Christian Empire: Victims of Imperial violence?”, Violence in Late Antiquity: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ed. H.A. Drake( Ashgate: Routledge, 2006), 158.
<7> 同上, 157。
<8> Rofal Kosinski (Bialystok), “The Exiled Bishops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Fourth to the Late Sixth Century,” Studia Ceranea 5, 2015, 231.
<9> Meyer, Robert trans. and ed. Palladius: Dialogue on the life of St. John Chrysostom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5), 1. 帕拉弟乌斯（Palladius，约363/364—约430）是《关于金口约翰生平的对话》作者。此书约写于406—408年，主要是关于金口约翰生平的对话和他的书信来往，目的是指明金口约翰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主教的典范。帕拉弟乌斯与金口约翰在君士坦丁堡有密切来往，被金口约翰按立为神父，也任过主教。
<10> Thomas Carson, Joann Cerrito eds.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volume 7 (Washington: Thomson Gale, 2003), 945.
<11> F. L. Cros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E. A. Livingst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5.
<12> Deferrari Roy trans., Saint Basil the Letters: Letter II, vol 1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6-7.
<13> Agapios, Hieromonk and Nicodemus, Monk, The Rudder (Chicago: The Orthodox Christian Educational Society, 1957), 210.
<14> Baur, Chrysostomus, John Chrysostom and his time, Volume 1 ( London: Sands & Co. LTD, 1959), 4.
<15> 同上，5-6。
<16> 同上，7。
<17> 同上，11。
<18> Meyer Robert trans. and ed., Palladius: Dialogue on the life of St. John Chrysostom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9), 5.
<19> Agapios, Hieromonk and Nicodemus, Monk, The Rudder (Chicago: The Orthodox Christian Educational Society, 1957), 165.
<20> 同上，38-39。
<21> J. N. D. Kelly, Golden Mouth: The Story of John Chrysostom―Ascetic, Preacher, Bisho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2-3.
<22> Palladios: Dialogue Sur La Vie De Jean Chrysostome, Tome I, Sources Chretiennes volume 341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26.
<23> Meyer, Robert trans. and ed. Palladius: Dialogue on the life of St. John Chrysostom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5), 51. J. N. D. Kelly, Golden Mouth: The Story of John Chrysostom―Ascetic, Preacher, Bisho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1-222, 299-301.
<24> 同上，53—54。
<25> Agapios, Hieromonk and Nicodemus, Monk, The Rudder (Chicago: The Orthodox Christian Educational Society, 1957), 209.
<26> Meyer, Robert trans. and ed. Palladius: Dialogue on the life of St. John Chrysostom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5), 61.
<27> 同上，21-22, 63。
<28> 同上，22。
<29> Eric Fournier, “Exiled Bishops in the Christian Empire: Victims of Imperial violence?”, Violence in Late Antiquity: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ed. H.A. Drake (Ashgate: Routledge, 2006), 157.
<30> 同上，158。
题图：
法国艺术家让－保罗·卢昂斯（Jean-Paul Laurens，1838—1921）笔下的金口约翰与皇后欧多克西亚，原作藏于法国奥古斯丁博物馆（Musée des Augustins）：
插图：
一幅10世纪画作，描绘金口约翰骸骨被迁回君士坦丁堡，原作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http://days.pravoslavie.ru/Images/ii978&3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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