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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学问和知识是怎么来的(网盘+油管)

按:本篇隶属于教会历史第一季第一课《耶稣为何来?》的内容,自成一主题,故单独拿出来。本文的文字内容与视频内容不是完全相同,做了简化和精炼。愿二者相得益彰,使您获益。

网盘视频

答:

我是做人文的,就以人文学科为例来介绍。所谓人文学科,研究的不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是人。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痕迹(遗迹,用品,手稿等),这些人类活动留下的东西就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而科学多数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对象,比如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等,内容不尽相同。

比如,古代的一块石碑所包含的信息是很多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更关注这块石碑所体现出来的与人相关的活动和思想等信息;然而对于自然学科而言,更关注这块石碑的材质,纹理,大致所处的年代等信息。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人文学者来说,这里所谓的“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任何痕迹,包括遗迹(考古遗址和建筑)、手稿、墓葬、碑文、壁画、器具等,比如敦煌石窟、吐蕃墓葬、死海古卷。这些痕迹被学者们统称为一手材料(Primary Sources)。

这些一手材料按学者加工,编辑整理的程度可分为:

1)未经任何加工和处理的材料,即原始材料;

2)稍微编辑或加工过的材料,比如校勘本,考古报告,《吐鲁番出土文书》等;

3)不但编辑过,而且翻译注释了的材料,比如一些出版的残篇,一些较为有名合集(其中一面是校勘本的原文,另一面是翻译和注释)等。

二手材料就是学者们根据这些一手材料做研究,对这些一手材料产生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于是就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人物或思想开讲座,发表观点,出版书籍。

而不具备研究一手材料的能力的人是思想的消费者。他们“吃“的就是经过学者们研究加工过的“精神食粮”。图中的土豆就属于一手材料,而二手材料是指学者们把土豆做成炒土豆丝,薯片,土豆泥等“食物”供食客品尝。而学者对“土豆”的处理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学界称之为方法论),因此读者需留意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论为何(一般来说,在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中,学者会告知读者自己所使用的一手材料和方法论的,若没有告知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了)。

我们现今所有的学问都经过了这个一手材料,二手材料,乃至思想消费的过程。

中国目前有四大发现:

1)夏商周时期的考古,甲骨文和金文的发现;

2)秦汉时期的竹简;

3)隋唐时期的敦煌和吐蕃资料;

4)明清档案。

普罗大众不具备处理一手材料的能力,但至少要具有分辨一个人是否在胡说八道的能力。这就是一个人吃饭,他是基本知道菜好不好吃的,因为人类的味觉系统是大体类似的。照样,按照这个知识产生的过程和基本的常识,我们就能大体分辨谁在胡说八道的。

学者的基本要求是能处理一手材料的,如果这些一手材料需要他具备阅读古代语言的能力,他是应该能读的。一篇文章有自己的观点是很好的,但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引用一二手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并非易事,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学术研究。

笔者分享这些东西,是希望借此提高大家的“精神食粮”的品鉴能力。在这个世代,有不少人不具备处理一手材料的能力,却自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并且大声疾呼,影响了很多人。按着学术求知的精神,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好事,搞不好会造成人间炼狱(大跃进,清零核酸就是这样的例子)。有的人明明不是专家,偏要指导一切,造成的灾难不可估量。

笔者讲这些是本着一个学术精神,应该把这种基础知识分享出来,以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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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略巴古学堂的几点声明(网盘+油管)

序: 古有修院无大学、古有师徒无学位;古传生命今求名、古求真道今求利;赐一言者需践行、建房需在磐石上;白白得者白白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网盘视频

光从东方来整体事工介绍,着重讲了亚略巴古学堂事工

记得几年前在美国时,遇到一位姐妹,她说他认识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教育公司,主要目的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送有钱人的孩子上哈佛,耶鲁等欧美名牌大学。据说过个一两年就能上市了。我虽知道当今大学功利化严重,但还是有些震惊,我没想到功利性到了这个地步。但这种现象在古代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孔子也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然而,还是我们的主耶稣说得更通透,把求学看成生死之大事。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7:13-14)按照东方教会灵修传统,这里的宽门就是心思往外跑,追求世俗荣华富贵的过程,这里的窄门就是心里往心里跑,追求与主密契的过程。求学也是如此,我们求学的目的若是那条宽门,就是死路一条;若是那条窄门,就会引导永生。

学术是为了求真。对国人来说,在古时,这个真多多少少还存着一个天道的信仰,但历经五四等运动以后,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下物质和钱了;在西方世界,这个真经历文艺复兴也出现了转移,即从上帝转移到了人身上。从此修院变成了大学,以前求真是为了亲近上帝,现今求真是为了摆脱上帝,不但要摆脱上帝,要进一步LGBTQ+。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学术的方法论乃是一大变,其学术受政治之影响亦不可避免。关于此点,笔者的拙文《论在世俗大学之外建立学术阵营的必要性》已提及,这里不再详述。

总之,现今的教育,学术和世俗大学早已功利化,政治化和世俗化,几乎彻底丧失了古时那股求真(即认识上帝),与上帝密契的劲了(关于中国的情形也类似,即儒释道的信仰,但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笔者提及这些是不想让亚略巴古学堂服务于这条世俗化,功利化的道路,而是服务于那条窄门小路,换一种说法,我们求学是为了认识上帝,与上帝相交,是生死大事。

在给一位想要不要申博的朋友提供建议时,笔者提到:真正的学术必须摆脱一切的功利性,政治性,是纯粹地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是真爱。现在,笔者认为:真正的学术是单单因着爱上帝爱人的缘故,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刨根问底,钻研到底的精神。然而现在的学术方法论恐怕认为它过于狭隘,偏激,不自由,已经难以容忍了。

学术是我们内心起心动念之属灵争战的外显,是一个公共领域。既然是公共的,民众理应免费获得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我们平台称之为通识课。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关于亚略巴古学堂做如下声明:

1)学堂是开放性的,不设置任何学位和考试,单纯以兴趣为驱动,为所有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服务(无法接受本学堂方法论的,可以避过)

2)所有通识课不再收费,而隶属于公开免费课,与专题的公开免费讲座相同。

当然,因我们涉猎的领域为东方教会,我们的通识课只设置两种课程:教会历史课和圣经概览课(从很多层面圣经概览也属于历史课)。

如此,亚略巴古学堂的免费课分为两块:通识课和专题的免费讲座。通识课将首先以讲座的形式开放,但纳入“通识课”栏目下;随后会被制作成更为精简的短视频课程发布。专题的免费讲座仍放置于讲座栏目。

亚略巴古学堂的收费课分为两块:专业课和语言课。

专业课(收费课)

专门针对有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学员,目前包括以下课程:

1)灵修类课程,如爱神集导读班,灵修通览课等

2)礼仪类课程

3)教规类课程

4)其他类课程,如教会与政治,教会与社会慈惠事工等延伸主题课程

语言课(收费课)

按学员的学术兴趣开班,目的是为了让学员能顺利阅读自己研究领域的一手和二手材料。

针对一手材料的研究,我们开办古典语言课包括

1)古典希腊语课(初级和中级)

2)叙利亚语课程(初级)

3)拉丁语课,科普特语,俄语,阿拉伯语,阿美尼亚语,粟特语等跟基督教相关的语言课程。

针对二手材料的研究,我们开办现代语言课(主要目的阅读二手学术著作),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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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专辑二:大公传统,唯独圣经与学术翻译

本专辑探讨何为大公传统,它与唯独圣经,学术翻译有何联系,以及为何要在世俗大学之外建立学术阵营,兼驳斥“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论”和“景教是异端”的观点。此系列文章算不上纯学术性论文,但基本笔者的观点,希望能站在东方教会的视角,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目录分类如下:

大公传统与唯独圣经

  1. 教会、圣经与大公传统
  2. 再论圣经与大公传统 (TRADITION),兼论唯独圣经
  3. 论对唯独圣经的误解和误用
  4. 论如何阅读应用圣经——以金口约翰和大圣巴西尔为例
  5. 驳斥那些声称一人能代表“整全”大公传统的人
  6.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堕落了吗?
  7. 景教是异端吗?

大公传统与学术翻译

  1. 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
  2. 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翻译研究早期教会文献
  3. 学术有限性何在?兼论为何要走静观之路?
  4. 借着翻译为心里那片属灵的空间铺路
  5. 做学问没用吗?驳斥教会内的反智主义
  6. 我为何坚持做学术与教育?
  7. 论在世俗大学之外建立学术阵营的必要性
  8. 我导师马克西姆论翻译——勉励那些想从事翻译的人
  9. 论为何多个译本要比一个译本好?兼论翻译不等同于述而不作
  10. 如何判断一个译本的质量?
  11. 论新教父精神——谈处理教父文献的方法论
  12. 为何ΝΟΥ͂Σ应翻译为心灵?兼论反智主义——读认信者马克西姆关于灵魂的三种运动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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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甲:我为何坚持做学术与教育?

以前的大学在教会,现在的大学在教外

以前的教育在教会,现在的教育在教外

以前的权威在教会,现在的权威在教外

以前我们争论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

现在我们争论,教会应不应该接纳同性恋

应不应该在拜主耶稣的同时也崇拜政权?

记得多年前,我刚从圣十字架神学院毕业,想着在教会找个服侍的位置。一位弟兄特地向一个华人教会的牧者问询此事,得到的答复大体是:我比较适合走学术路子,至于牧会的话就不一样了。总之,在这位牧者的观念里牧会和学术似乎是两件完全不同,互不干涉的事,而不是一件事。

我当时非常不能理解,因为我接触的早期教会文献告诉我,学术,教育与牧会是密不可分的。在早期教会,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不单是当时顶尖的学者,而且其品行也是极高的,他们说的话,讲的道,写的书权威性很高,分量很重就相当于现今哈佛耶鲁顶尖学者的观点。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人们凡事听主教的,一如当今人们凡事听学者的——尤其是顶尖学府出的学者。

为什么在早期教会会这样呢?

首先,在君士坦丁堡之前,教会积极地建立修院和教会学校。比如,初期亚历山大建立的教会学校对当时罗马帝国影响深远,其中克莱门特和他的学生奥利金不仅吸引了大批信徒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学士,他们的著作要么向罗马帝王表明教会的信仰,要么驳斥当时反对他们的异教学者,要么规劝信徒属灵生活,在当时的学术教育圈子影响深远。

其次,自君士坦丁之后,政权站在教会一边,教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参与更加全面深入,几乎承包了学术教育的所有资源。并且,当时的学术与教育之争在教会内演变成了正统与异端异教之争。因此,笔者从早期教会得到的答案是:学术教育与教会牧会在政权的扶持下成了一码事,教会承担学术教育的社会公共使命。现代大学发源于教会学校和修院就是如此。

然而,面对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情况已然不同。我也就稍稍理解了那位牧者的看法,我得到的答案是:不是牧会与学术是两码事,而是教会有意无意,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学术和教育的圈子。这种看法深入人心,不单是教外的人普遍这么认为,就连教内的人,甚至是牧者都这么认为。总之,现今教会已经被排除在学术与教育之外,被边缘化了。

教会不能参与学术与教育就会沦为民间宗教,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为学术教育是片属灵的战场,这片战场以笔墨讲座等方式左右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形成一股股思潮,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教会若不进入这片战争就违背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精神,教会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公共使命荡然无存。

教会的使命绝不仅限于个人性的传福音宣教,也当为人们信主营造一个良好的土壤——除了政权的支持外,学术教育圈子首当其冲。此外,早期教会建立孤儿院,医院,扶助孤寡病弱等济世功能,也逐步被现代政府的各项政策所取代。

如今的教会(在欧美是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在国内是打着政主教随的旗号)处在一个被政权排挤,压迫,试图使教会边缘化的时代。这种政权对教会的态度衍生到学术教育圈子:在欧美表现为自由派神学与基要主义之争,最终以基要主义基本败下阵来告终,从此教会不再涉足学术教育圈子;在中国表现为政权有意地切断教会与大公传统的联系,有意地禁止各类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于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少有信主,加入教会的,参加教会礼仪的更是少见了。总之,就目前的政教关系来看,教会已被彻底排除在主流的学术教育圈之外。

学术教育是一片战场,这片战场在获得政权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演变为教会内部的正统和异端之争;在被政权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就演变为教会要不要接受同性恋,要不要接受堕胎之争。诚然,教会牧会很重要,但教会牧者若忽视政权以及学术教育的圈子,其后果不堪设想。

笔者坚持做学术和教育是想让教会的观点和声音进入这一片学术教育公共辩论领域,倘若可行,希望这种观点和声音获得政权的青睐,从而成为社会主流的观点和思潮。笔者深信葛老师近期的讲座反对“反智主义”,以及BEA贵重的器皿主办的系列公益讲座都秉承了这种精神。

因此,笔者在此呼吁教会牧者们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学术教育事工,具体可做的是支持基督徒学者,鼓励基督徒学者牧会,建立教会学校甚至修院传统,积极让大公传统的思想和观点借着学术教育的辩论圈子在社会的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主流。

近来风沙大,为防失联,请有意保持联系的读者惠存我的微信。做最坏的打算,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扫码加微信。

袁永甲 || 如何判断一个译本的质量?

封面图片:梵蒂冈希腊文手稿,编号544.

在上一篇《论为何多个译本要比一个译本好?》中,笔者已经说明没有完美的译本。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没有完美的译本,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译本的好坏,有没有判断标准呢?

答案是肯定。按笔者学术之路与静观之路的划分(请参看《论学术的有限性,兼论静观之路》)。一个译本质量如何也要从学术和静观操练上来看。

学术上:是否从原文翻译;译者是否具有专业背景;译本是否具有基本的学术规范

从学术上来看,可以根据以下三点来判断一个译本的好坏。

一、通常来说,从原文翻译要比从英译本、法译本等其他语言的译本翻译更好。

从原文翻译的译本相对来说要比二翻的好,这个道理是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目前,就国内的出版状况而言,尤其是与东方教会相关的翻译,大多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二翻作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推广普及的权威性上,都表达了从原文翻译这些译本的必要性。

二、对于翻译东方教会早期文献而言,译者最好是神学专业背景——尤其是研究东方教会传统——出来的

通原文是一个方面。译者是否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学术训练也很重要。以翻译东方教会早期文献为例,读神学出生的人就要比读哲学或历史出生的人更适合翻译早期教会文献。几年下来相关领域的学术训练会让译者无论在知识储备、学术前沿和一手材料的熟悉上都更胜一筹。

然而,就目前出版界而言(不提现今出版这方面的译作有多难了),凡出版的译作,鉴于目前国内的局势,神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寥寥无几。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很多基督教文献的译者多是从哲学部门转过去的,基督教的研究是哲学的附带产品,更不要提神学是哲学的巅峰了。

而对于叙利亚传统的翻译,笔者更是未曾耳闻(除了敦煌和吐蕃出土的叙利亚,粟特语和回鹘语文书外)。

第三,具备学术规范的译作要比好于没有规范的译作

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告知读者一切与该译本相关的信息。比如说,

  • 告知读者你为何要翻译这部著作——一般称为缘起或序言;
  • 你基于哪些版本版本翻译的——让读者知道译本的源头;
  • 译者是否针对中国读者写介绍:介绍这本书的时代背景,成书时间,作者因何种原因写的这本书,该译作的学术研究史,手稿校勘传统等。
  • 让读者知道译者对某些字词的理解,并愿意诚实地把翻译过程中自己的疑惑一并告知读者——一般情况下这是通过注脚或注释来完成的;
  • 凡例——告知读者翻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标准
  • 此外,参考书目,附录和索引,人名地名表等信息也要一并告知读者

以上的学术规范都是基于学术的基本精神:追根溯源,保持严谨诚实。如果不做到这些点,就会让读者迷惑,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笔者见过一些有关东方教会的、尚未出版的网络译作,能看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翻译,但都普遍缺少学术规范,这实在可惜。

此外,译者的中文功底是否深厚也是判断一个译作质量的标准之一。如果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让读者味同嚼蜡,就无法视之为一个好的译本了。

灵性上:是否是信徒;是否有信仰生活

以上三个学术上的标准为判断一个译本质量打了很好的基础,然而从静观之路的角度看,一个译者在翻译早期教会文献时,若缺少基本的信仰生活,这个译本的“灵性”是会打折扣的。

对于翻译基督教文献而言,在学术基础趋同的状态下,虔诚基督徒,甚至修士的翻译当然要比非信徒,甚至异教徒(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来得好。因为非信徒虽然阅读了原文著作,甚至产生了正确的理解和知识,但心里对教父们教导的信服程度是有保留的,就是说,他并未全心信服,把这些教导当真——如果当真,他就不会不信了,即或他在思想上认同,但在心灵深处并非真信,更别提其个人信仰生活(定期参加教会礼仪,领圣餐,读经祷告,禁食克己等)了。

这种“保留”的态度当然会影响他对教会文献的理解和视角,因此他们翻译过来的译本,即或思想和译文正确,但由于信仰的缘故,文字下面的“灵性”视角和精神几乎是难以窥见的。对于这种译本,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论是适用的,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太23:3)

笔者曾听一位长老分享译者的最佳身份是修士。他说得不错,修士不但能在学术上很容易长进,在灵性上也是可效法的榜样,是做翻译的最佳人选。

因此,一个好的译本不但在学术上有要求,而且在灵性上对译者也提出了要求。学术上是有目共睹的,基础性的;而灵性上的则以有虔诚生活的基督徒为佳。笔者虽然是信徒,在学术上算是稍有预备,但在灵性上是一无所成的。

愿上帝成全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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