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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以西方为例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一文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文力图驳斥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西方世界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为基础建立了的政教分离原则彻底忽视了背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实质,忽视了神国与人国之间不止息的张力和冲突,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怎能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怎能说是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呢?

虽然,近来有学者开始纠正说,西方是政教分治,而不是政教分离。然而,在笔者看来,换汤不换药,无论是说辞,还是其执行结果都说明教会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失职,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正是重新反思政教关系的时候了。

问:为何要驳斥“忽视了神国与人国张力”的“政教分治”观?

答:政教分治观也源自于耶稣的教导,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在地上”,即人在地上的生活。

如吃穿住行,乃至制定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收税,惩恶扬善(指已经行出来的罪行或善行),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建立军队等。

这些“地上”的事物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教会需要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更好地按“上帝的旨意”管理地上的国。

济世层面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教育事工,诸如建立学校,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

监督层面是指教会应站在“神国”和“上帝旨意”的角度有义务监督和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掌权者出谋划策,使他们做出符合上帝旨意的决定。

反观现代政府,我们看到的是:在济世层面,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慈惠和教育的功能,政权担起了这个责任,而教会被逐出这个领域或者只是起到辅助者的角色;在监督层面,教会更是以“分离”或“分治”之名,自行退出了作为政权监督者的义务,按“上帝的旨意”作为先知发声的传统荡然无存。甚至到了教会不能谈政治,教会领袖无法针对社会的热点时事表达立场的地步。

比如说,笔者在美国六年,很少见到教会公开发文宣称反对同性恋的,教会牧者讲道也尽量避免谈及这个话题(怕“政治正确”),这实在是一大怪现象。

神的物则是为神国而设,是开启神国大门的钥匙,是神国降临的渠道,其存在的目的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政权也绝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全不干涉教会的事物,以至于出现了异端和异教,它也一视同仁,无动于衷,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拦。主耶稣以他自己的榜样,并没有赐予教会“管理地上事物的”强制执行的能力,在执行上帝的旨意的过程中,需要政权强制力的辅助才能进一步“强化”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比如说,西方泛滥同性恋,跨性别问题,政权至少是可以不鼓励,甚至不支持在媒体,学术,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肆宣传的,然而西方的政权都纵容了,鼓励了。我们能说,政权的做法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当然不能。上帝若支持同性恋,他在造人之初就不应该造一男一女,而应该造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出政教分治有其合理的层面,但若其忽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只会沦为西方治理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1],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不赞成政教分治观,也不建议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政教关系(西方世界已经“玷污”了它),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为避免西方世界政教关系的错误,笔者推荐“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政教观,即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作为政教关系的第一原则,其次再按主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作为第二原则去“分治”。

注: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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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政权崇拜式的“政主教随”观——以中国为例

封面图片: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47页。古代人王用的玉琮,代表君权神授的礼器,归君王一人所有。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政主教随观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背道而驰,是不行的。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Jesse Sun 的文章和观点也值得推荐。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和《成王败寇 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此,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笔者驳斥与该原则正好相反的“政主教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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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以俄罗斯教会为例

封面图片:俄罗斯现任大首牧基里尔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本文的完成亦参考一位对俄统有所了解的读者的建议。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澄清: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主教,俄罗斯东正教传统都尊重。笔者发此文并非为了显示好辩或者属灵(我的灵性是一无是处的),而是表示关心,让大家去关注俄罗斯东正教,免得它入了这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的异端的中。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摆脱这个指控的最佳方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公开发文进行澄清,以免影响东正教大家庭的合一。俄乌之战所造成的分裂和流血牺牲是有目共睹的,不但有上百万的乌克兰平民流离失所,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也不少,其衍生后果是导致不少隶属于俄罗斯的正教会不得不转入君士坦丁堡传统下,请见意大利的一所教会(2022年4月8日)从俄罗斯转入了君士坦丁堡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种宗教民族混同的政教观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现今的俄罗斯教会难以摆脱这种嫌疑。笔者以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发文公开弃决这种政教观。否则,俄罗斯正教会就是默认了《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的指控,要知道该宣言中签名有不少正教徒学者和正教神父。

问:为何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谈一谈“第三罗马”的概念以及笔者的一些个人经历。

第三罗马是相对于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而言的。第一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在东罗马建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330-1453年,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罗马是莫斯科,1453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攻陷后,伊凡三世开始自诩为第三罗马帝国,后以其首都莫斯科为代表。这三个罗马产生了三位教会的领袖,那就是罗马教皇,君士坦丁堡大首牧和俄罗斯大首牧。

凡未得着罗马之名的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乎都被称为异端或者隶属于其中某一派别。其实,将罗马与教会的正统性划等号实在是一大误解。教会的正统性源自于使徒,而非“罗马”这个地方或者概念。因此,凡经使徒传道之后建立的教会都有其正统性,比如叙利亚教会都一致认为它们源自于使徒多马,科普特教会则源自于使徒马可等等。将罗马等同于正统是将政治和民族的“地上”因素纳入正统范畴,这本身就是对神国的僭越。因此,笔者以为,“罗马”所显明的恰恰是神国与人国,政权/民族与教会之间的张力,而没有任何正统性的必然性在其中。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多国林立,政权的支持得到削弱,联合西方基督教反而是罗马教皇,其正统性当然源自于使徒彼得以及对马太福音16:18节的解释。

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希腊教会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是角逐的热门职位,其正统性也是源自于使徒传统,然而它或多或少是附带着政权支持下的正统。希腊教会并非与政权始终保持亲密无间,和谐一致。希腊教会在神国与人国的张力冲突中,最终选择了以灵修传统,而非政权——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陨落后——作为其正统性的来源和堡垒。这种张力的倾向在第七次大公会议(787年)修士为代表的敬礼圣像获得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政权在希腊教会的渗透和影响力逐步减少,1453年后,希腊教会对政权的依赖进一步减弱,而形成了以修道主义——尤其是圣山阿索斯——为中心的传统。

对政权依赖性最强的是俄罗斯东正教。1453年后,以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帝国公主为标志,从此,伊凡三世自诩为第三罗马。从此,类似于“君权神授”的“第三罗马”概念对俄罗斯沙皇帝国历史的正统性和法理的领土性做了背书。1721年,彼得大帝废除了俄罗斯大首牧一职,建立了至圣治理会议(Святѣйші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ій Сѵнодъ, Святейш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Синод) )。这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自主性的进一步减弱,而政权对教会的影响逐步加强。苏共时期,大首牧职位得以恢复,但在政权迫害下并无多少自治权。

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1999年普京担任总统直到如今。伴随着与西方的张力和斗争,面对西方教会的堕落,俄罗斯教会开始出现这样的教导是不难理解的,即逐步妖魔化西方,高抬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认为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是这场灾难的救星。

而普京为了政治需要捆绑俄罗斯教会,但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极右皇俄,他的政治背景其实很复杂,也确实有苏联的影子(尤其是卫国战争遗产)。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这次的战争演讲能看出不管他是为了政治需要还是真的相信,现在他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恢复乌克兰在帝国时期的历史地位而辱骂苏联成立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是苏联无端看扁和干涉卫星国,但是他认为是社会主义内政,也并没有将捷克和阿富汗视为历史领土。但是普京的宣言明确指出了他要恢复帝俄在乌克兰的法理,所以可以更加明确一点是不管之前普京的信仰是什么(2000年代他亲西方,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还基本是响应民族主义,那个反华皇俄娜塔莉亚·波克隆斯卡娅检察长还被流放到佛得角当大使,因为她太极端了),但是这次,2022年明确有很强的皇俄乌托邦,有分析指出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可能是他逐渐孤僻极端的原因。

纵观以上的历史,再对比希腊东正教,笔者以为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权的依赖会强很多。这种对政权的“过分”依赖才造成了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的指控。

东正教不但有对政权的“天然”依赖,而且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是好的,笔者也认为有其好的一面,但凡事要有个度,过犹不及就不好了)。下面笔者分享一段亲身经历。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国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民族和政权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到了被政权和民族主义“裹挟”的地步。笔者认为俄乌之战就是典型案例。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还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及其政权等同于上帝的国,并且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然而,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不属于任何政权),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场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造成了笔者的译文《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学者们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指控:即俄罗斯教会持守着宗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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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与民族混同主义”,“政主教随”和“政教分治”的政教观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存在的几种政教关系,即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的政教观。这些都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几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几种政教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它们要么像俄罗斯东正教,将俄罗斯民族提升到几乎与神国同等的领域;要么像中国,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要么像西方,虽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为基础建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然而其结果却是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这种结果显然不符合“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

问:为何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分享一段个人经历,这种现象在东正教传统并非空穴来风。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国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极其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与民族就更是明目张胆了。

(按: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甚至主教都没有意见,他们的灵性在很多层面深广如海,而笔者的灵性是一无所成的。笔者这里主要特指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人对此的决策。俄乌之战的后果是导致不少隶属于俄罗斯的正教会不得不转入君士坦丁堡传统下,请见意大利的一所教会(2022年4月8日)从俄罗斯转入了君士坦丁堡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也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1]),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因为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场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造成了笔者的译文《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学者们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指控:即俄罗斯教会持守着宗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Jesse Sun 的文章和观点也值得推荐。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笔者当然不赞同“政主教随”观,因为这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相悖。

问:这是否暗示笔者的推崇“教主政随”呢?兼论“政教分治”观的局限性

答:当然也不是。笔者已经论证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是无形的,在天上,来生,我们不能将神的国与地上的教会划等号。中世纪教皇权力盛极一时,似乎出现了类似“教主政随”的模式(限于笔者所学,只是猜测,欢迎读者指正),后遭到西方世界唾弃。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耶稣才会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正如,我们不能将教会与民族混同,我们也不能将教会与神国混同。

这里,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例如,建立军队,制定法律,收税,惩恶扬善,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等,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可以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管理:济世层面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事工,诸如建立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等;监督层面是指教会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供掌权者参考等。

而神的物是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侍奉,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教会的这些权柄只是为神国的降临开了一道入口,只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的降临点是人心(请见《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以主祷文为例》)。只有上帝在人心中掌权,上帝的旨意才有可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教分治似乎是合理的,却完全丧失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西方只关注政教分治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2],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亦不赞成政教分治的政教观,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的张力。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由于西方政教分治的失败,笔者不推荐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政教关系。为防止出现西方世界的可悲局面,笔者建议将政教分治放到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去做考量。

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很可惜,笔者对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未曾深入研究,这里暂时无法给出解释。但本文的更新版应会加上笔者的一些简要介绍和参考书目。

[2]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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