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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汐博士:与帝国的张力讲座问答部分

按:此为孙泽汐博士讲座《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之前的政教关系》的问答部分,放置于期刊,时政评论之下。此文感谢Theodosius弟兄整理,孙博士修订而成,特此致谢。Enjoy!

问:早期教会为啥没发展出类似潘霍华那种反抗运动?

答:确实这两年潘霍华这个名字已经叫响了,虽然在教会历史里边它有一定的共同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是对神忠诚还是对世俗的政权忠诚,但是两千多年的时间间隔也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比较负责任的看待早期教会的这些历史或者人物事件的话,我们就在这种跨越几千年重叠对比的做法上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很多的背景因素都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一个enclosed garden,她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内部。比如说你去看这个居普良,他最主要的书信不是向非基督徒写的,而主要是给基督徒社群自己写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跟二十世纪已经有了相当框架和结构的在欧洲和德国的新教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很敏锐的一点是捕捉到了,就是不管是在两千年以前,还是在二十世纪,你想要持守对神的忠心,或多或少都会发展成一种对世俗政权的抵抗,所以其实刚才我谈到的,不管是殉道的那个妇女Perpetua,还是用哲学来为信仰辩护的游斯丁,或是最后的这位居普良,他们其实都代表着一种反抗运动,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有组织的革命式的反抗运动。

 

 

问:为什么早期教会没有类似东方传统的替天行道的反政府主义?

答:这个让我想到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里边,这也是是一个庞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最大的原因在哪?就是政教是不是分开,如果是在一个分开的传统里边,比如说在西方的传统里边,当然这个是大而化之了,是笼统的表达,如果是在西方政教分开的传统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哪怕是在君士坦丁之后,我们有主教,或者说教权跟皇权的张力,哪怕是在教皇气焰最高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时候,他也不会妄想说他可以完全替代世俗政权的作用,教会或者属灵的权柄和属世政治的权柄是分开的。不能说彼此对立,当然是彼此独立的,可是一个东西不能完全取代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会有重叠,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不分教权和皇权,皇帝是什么?皇帝是天子,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皇帝垄断了献祭的权利,这个儒家,你在家族里边可以给你的祖先献祭,但是你如果想要对社稷献祭,要向天献祭的话,那就是僭越,是可以抓起来被杀头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里边,教首和皇帝是合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如果在社会里边出现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反抗运动,比如说道教,或者后来各种混杂合一的民间宗教,那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两方的色彩,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它是通过一个宗教的口号去扩大它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具有政治的诉求。

问:公元250年的罗马帝国推行献祭领证书的政策,给帝国带来什么好处?帝国更有凝聚力吗?

答:其实一开始推行这个政策的皇帝Decius,他没有活太久,就在帝国的东方跟波斯帝国的一场战争当中就丧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这个政策不太成功,当然它也有延续性,这个政策从公元250年首次被尝试之后,就有了一定的延续性,他的继任皇帝继续推行类似这样的政策,直到差不多公元300年前后,在戴克里先的大逼迫里边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帝国是想一直这么做的。而它之所以想一直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看到了这么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谈到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民众来说就相当于古代的拜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华文化传统里边的那种拜拜。你说它是宗教,也可以是宗教,你说它是买保险,它也可以是买保险,没有人只买一份保险,你只要出得起这个钱,你肯定是想多保,多多益善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拿交小区物业费来作比喻,所以只要基督徒人数在增长,它势必会跟主流社会产生张力,尤其是如果你不拜罗马皇帝的话,这在政治上对帝国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随着基督徒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了大概公元300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逼近百分之五十了,已经接近人口的半数或者多数了,到了这个程度,你还想推进一个把基督教连根拔起的政策,就像戴克里先所尝试的那样,基本上就行不通了。

问:早期教会很多信徒的做法,在政教关系上是否可以理解为非暴力、不合作?

答:这个说的很好,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你想,虽然当时的基督徒还是少数,但是你的一个主教被带走,想要起来维护我们这个教会领袖的人,应该不是少数,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或者说至少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记载,说是有基督徒起来暴动,都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样式,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通过受苦,在被审判的时候,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来作见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像游斯丁这样的哲学家在一群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身上看到了这些只应该属于哲学家在受过训练之后才有的美德,就是以美德所活出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生命,这个其实吸引了很多人来了解,最后加入教会。

 

问:据我所知,早期基督徒因为受到官方的压迫,所以会选择夜间秘密聚会祈祷,而且常常选择在殉道者的墓地。而在后来的发展历史上,教堂所举行的弥撒祭台下面往往就是一些圣人的坟墓,这个是否也跟早期教会的聚会传统有关?就是关于地下墓穴的那一段。

答:对,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强调当时的基督徒对于公众来说,是大体上不可见的,就是说他们或是隐藏或是其他方式,就是不受限制地来敬拜,他们其实都没有引来政府太多的关注。所以如果你去看,比如看这个游斯丁,他对早期教会聚会的描述,或者还有一个早期的文本《十二使徒遗训》,它其实都有对初期教会聚会的描述,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是藏起来,很多基督徒就是在主日毫不避讳地光明正大地聚会。在清晨他们会先唱诗,然后读福音书,读保罗的一些书信,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人出来讲一下,之后会在一起吃饭。所以,关于隐藏的这一点,是也不是,他们在地下墓穴主要是为了跟殉道者的遗骸更近,而多过隐藏的目的。因为你本身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建造和延续一个信仰社群传统的做法,对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在我们一起守圣餐的时候,好像还跟我们在一起。当然后来的做法,就是你想要祝圣一个教堂,在你教堂的弥撒祭台下面,就需要有圣徒的遗骸,这个是大概四五世纪逐渐开始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涉及到了你怎么样理解神圣。在当时的理解就是,你离神圣的人越近,你的这个地方就越神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和圣徒会有这样的关系。

 

问:早期教会,你就在处理政教关系,是如何解释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反而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在反抗世俗政权时,如何理解他们与保罗这一段话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是这样,就像我说的,在大多数初期教会他们的信仰生活里边,他们并没有寻求逼迫,他们也没有寻求反抗,他们更多的理解,这个可能跟我们后来神学的构建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理解是如何在逼迫到来的时候持守信仰的身份。这个其实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边所说的不是那么具体的相关,他们看的经文一般都是另外的经文,就是如何通过受苦和耶稣基督合一,比如说二世纪初的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他怎么样从小亚细亚被带到罗马去赴死,他在途中给这些教会写的书信里边没有提到保罗的这一段经文,虽然他被帝国的兵丁所押解,一路巡游过去,是被判死刑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所看的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苦难。因为苦难已经临到了,这不是你选择的问题,这不是我选择要去对抗,还是要去顺服,而是苦难已经临到你了,而帝国的要求很明确,就是你要给罗马的诸神烧香,你要给罗马的皇帝烧香。那么就是你怎样去理解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的伊格纳丢来看,这个就是我殉道作为得胜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我在自己受苦的旅途里边和耶稣基督合一的结果。当然在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在写,比如说圣经的注释里面是有写到这一段,不过之后的情景就又都不太一样了。

孙泽汐博士:与帝国的张力(讲稿)

按:孙泽汐是Belmont University 基督教历史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博士。孙博士将在我们平台开一系列政教关系的讲座,此为第一场: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前的政教关系。视频应讲员要求不予公开,但讲稿是公开的,并且与视频一致。问答环节置于期刊栏下的时政评论下,请见这里。Enjoy!

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前的政教关系

讲员:孙泽汐博士

今天这个题目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断代,在教会建立兴起的头三百年之内,也就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经历到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的归信,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转折性事件之前,教会在罗马帝国和当时的社会文化主要是政治当局,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给它的一个标题是教会跟当时的帝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今天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教会,尤其是初期教会是如何在一个对她充满敌意的社会里边立足并且发展。

首先我想先给大家澄清一个事实,可能我们在想到初期教会的时候,就会想到教会跟政府有很多直接的冲突、公开的对抗,或者是她在不断地经历逼迫,好像每时每刻这个帝国都在进来,要把每一个基督徒拉去喂狮子,这个其实多少是一个误解。如果我们从真正初期教会学者的角度去理解这段时间的话,更准确的形容是,初期教会至少在头二百年,对于这个比较大的罗马社会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可见的,就是大多数的罗马人并不知道教会的存在。它存在一个public invisibility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一些学者如何形容这个初期教会呢?他说她好像是一个关起门来的花园,如果没有人邀请,不知道她的话,你不知道她在哪儿,你也进不去。这样其实也就带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初期教会如何跟她周围的罗马社会和文化相互动,如果是从教会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互动不是单方面的排斥和拒绝,教会不是一味地把所有希腊罗马的东西全部拒之门外,而是有选择性地适应和采用。

第二点,即便有这样有限的互动,当时的帝国当局并不太知道教会的存在,但是冲突还是会发生,而冲突的发生是基于根本性的对立,可以说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一方面,有罗马帝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想法,这个概念一般被称作「pietas」,从这儿我们就得到了现代英语的一个词叫「piety」,翻译过来就是「敬虔」。不过在这儿罗马的「pietas」,并不只是代表了罗马人的宗教观念,它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或许更恰当的翻译是责任和必须要做的事情,而这种责任感,它既是对当时希腊罗马的诸神所发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祖先的责任,所以在罗马人的世界观里边,对诸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奉养,连带着对恺撒皇帝的崇拜,像神一样的崇拜,这样几点,构成了整个社会可以平稳存在的基石,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是在拆整个社会的台,在拆整个帝国的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拒绝这种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冷遇,但是一旦冲突爆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不可避免的,在教会的这一边就会出现两种回应,产生了两种人群。

第一种是殉道士,这个词在希腊语里边就是那些为神的名作见证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对你抱有敌意的罗马社会帝国之下作见证,那么代价就是你会成为殉道士。

第二种是护教士,既然在这样一个罗马社会和文化里边对基督徒和基督教存在着如此大的误解和敌意,那么就应运而生这样一批人,就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可以用哲学,可以用当时罗马人也听得懂的方式去解释、去阐述,为基督教信仰作辩护的这一批人就被称为护教士。而这一切冲突,我们说教会所受的逼迫又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许我们听过一句话叫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换句话说,逼迫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增长,是这样吗?或许从长远来看,或者从多数的例子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整个过程或许比我们想的要更复杂一些,逼迫到底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会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给大家说明。公元250年,第一次整个帝国都在进行这样的逼迫,而这样一个帝国系统性的逼迫,又会给一个北非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会从这四点来展开,而每一点我都会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点,教会在头两百年间,是一个怎样对大部分公众不可见的状态。现在如果大家去罗马参观的话,我大概十一二年之前去过,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方去看,大概是公元二世纪初到二世纪中,在罗马的基督徒的地下墓穴。在我们通俗的想象当中,有很多的小说或者电影把这里描述成是一个早期基督徒躲避逼迫的地方。比如说当时的帝国,又来新的一波逼迫了,基督徒就会躲到这些地下墓穴里面,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考古的发现和后来的历史资料都表明,这其实不是一个躲藏的地方,而就是一个墓穴。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有了一个教会,有了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不可避免的就会有生老病死,会有小孩夭折,会有老人家去世,那么在当时算是一个群体性的福利,这个基督徒的群体会给他们中间比较穷困的成员提供埋葬的地方。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埋葬的地方,也是这个基督徒群体在一起聚集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说是躲避逼迫也不完全是错的,虽然它不是用来躲避逼迫的,但是很明显,在这些初期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他们并不想有太多人参与进来。他们在这儿都做些什么呢?除了给自己群体当中的人有一个埋葬的场所,同时也可以和社群里边所出来的殉道士有近距离的接触,从自己教会里面出来了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读圣经、唱诗,然后一起来进行圣餐礼,就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

我想给大家看的是,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用一些图画来表达自己的信仰。首先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在这个地下墓穴里边,我们看到最早的一批基督教的标志。

首先,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鸟的雕刻,它嘴里边好像叼了一个东西,如果我们熟悉圣经里边记载的,可能就会知道,这个可以被解释成是一个鸽子,叼着一根橄榄枝,这个就是从挪亚洪水的这个故事里面出来。

还有一个当时被用作代表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标志,就是鱼,我们看到上面雕刻的是希腊文的「fish of the living」,「活的鱼」或者是「活人的鱼」。鱼在当时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是因为如果你把它的希腊首字母拆开的话,它可以一个一个对应——「耶稣基督,神之子,救主」,所以鱼也就成了基督徒的标志,其他还有一些常见的标志,比如说船,把人从此岸可以载到彼岸去,或者是一个锚,就代表基督徒的盼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标志呢?这些标志如果没有人告诉你的话,你不一定知道它就是基督教的标志。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当时比较早期的时候,基督徒群体当中还没有自己的艺术家,或者是工匠,或者说一系列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借用这些遗存在希腊罗马文化和社会里的,可以被借用过来的一些标志来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信仰。

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这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地下墓穴顶端的一幅壁画,我们大概可以分辨出这是一个年轻人,肩上扛着一只羊,他的脚边还有两只其他的羊,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耶稣是好牧人。

但其实他是借用了一个在希腊罗马传统里边已经存在好几百年的,这个叫Kriophoros(lamb bearer),它是在希腊传统里边,就是传递一个乐善好施、帮助邻舍的概念。所以它也被早期教会借用过来,去传递一个在基督教信仰框架之内的爱邻舍的概念。它其实是把这样一个现成的东西借用过来,对它再传承,如果你单看这幅壁画的话,罗马人可以有罗马人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有基督徒的解释。大家可能会问,这么多的例子里边,为什么最能代表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没有出现呢?十字架或者耶稣被钉死了这样的表达,这个在我们后世的基督教传统里面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教会或者医院,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会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或者胸针。但其实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表达,要等到公元430年。

而我们现在所能发现最早的十字架的表述是这个叫The Alexamenos graffito,是在现在的罗马旧城核心位置,在凯撒的宫殿这个地方所发现的,一组刻在墙上的涂鸦,这个图画画的是什么呢?好像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叫这个Alexamenos,他在敬拜他的神,这个神似乎是在一个十字架上,但他是一个有着驴头的神。我们考虑到这个涂鸦的内容,还有它被发现的位置,是在罗马城的核心——凯撒的宫殿,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是罗马人对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教的嘲弄——基督徒敬拜的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长着驴头的神。这个其实折射出当时罗马主流社会,对基督教不仅是误解,而且是不屑,是一种嘲弄或者敌意。这个是大概在公元200年的时候出现的东西。

这个就涉及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当局到底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和处理基督徒的问题。在这儿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和他所写的书信,这个人叫小普林尼,当时罗马帝国的疆域,尤其是在他的这个时代,二世纪初是在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治下达到了极盛。而当时这个小普林尼,作为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书信,同时也是帝国里边的一个长官,有一次他就给皇帝图拉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之所以宝贵,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是因为这封信是教会之外有关基督教和基督徒最早的记载,大概就是在公元113年,因为他的视角完全是从罗马帝国出发,所以内容应该也是相对可信,不会是基督徒自己编造来粉饰自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瞥见当时的帝国当局对早期基督教和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态度和做法。首先,小普林尼在这封信里边提到说,皇帝,最近在我的治下,发现了一群很奇怪的人叫基督徒,我想问问你,以下这样的措施和做法,在你看来合不合规矩?所以他就开始描述他经常采用的流程了,这个流程是什么?如果有人被指控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就会被带到长官面前,那么他就会面临审判,长官会问他三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说不是,那好,皆大欢喜,接下来你就给罗马的神或者给罗马皇帝敬香、献祭,就可以走人了,但如果你承认是基督徒,而且三次承认你是基督徒,那惩罚就要来了,要么你在当地被斩首,但如果你是罗马公民的话,你就有权利去罗马上诉,就跟保罗一样。所以,这些被带到普林尼面前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这一点,如果不撤销的话就已经是死罪了。在皇帝图拉真的回信里边,他基本上肯定了普林尼的做法,有两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他告诉普林尼,如果没有人告,就不要去追究,不要去主动追捕基督徒,但是如果有人告,把这个基督徒带到你的面前了,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应该受罚,就要被处死。这个大概可以看作是早期罗马帝国对待基督徒的一个政策。所以由此而来,我们可以想象,当逼迫到来,基督徒不愿意否认主的名的时候,殉道就发生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几位敬虔的基督徒妇女,在公元203年,在非洲北部一个叫迦太基的城市,所经历的殉道,她们的名字叫Perpetua和Felicity,这是非常罕见的记载,因为在绝大多数古代世界的记载里边,你基本上不太可能看到一个女性做主角,而且还大篇幅的引用一个女性的日记,这个基本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的背景是,帝国发出了一个禁令,禁止任何的宗教归信,所以就影响到了犹太人和基督徒。而当时Perpetua其实是上层社会的一个女性,她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被迦太基的当局逮捕起来,预备要殉道。如果你去读她自己的记载,很有意思的是她们怎么看待殉道,重点不在于苦难,不在于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幸或是需要逃避的事情,其实恰好相反,她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她是把殉道看作是往天上攀登的黄金阶梯,殉道对她们来说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机会。魔鬼的工作不是说要把你杀死,而是不让你殉道,不让你来到神面前。这些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殉道的呢?他们经常是被丢到罗马的斗兽场里边,让他们去和这些野兽搏斗,然后最终受死。而在Perpetua的第二个异象里边,其实看到她所要战斗的,其实不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或者野兽,她是跟在魔鬼战斗,是有属灵的争战在背后。所以总的来说,这些早期的殉道士是把殉道看作一种胜利,因为它标志着他们在这样的受苦里边,就跟他们的救主耶稣合一了。既然耶稣当时受苦,他们现在的受苦也会让他们和耶稣合一,然后他们把他们所流出来的血看作是第二次洗礼。

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护教士。这个例子就是Justin Martyr殉道者游斯丁,他大概是公元二世纪早期的一个人物,早期的一个护教士,是为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作辩护的一个人。他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自述的这一段提到,他在年少的时候,为了要追求智慧和有美德的生活,在当时来说,哲学不是特别抽象的只是写写书,或者是在教室里面谈的东西,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美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到不同的哲学流派去追求智慧,但是都没有太满意的结果,他是巴勒斯坦人,直到有一天,他在巴勒斯坦,在凯撒利亚的海边遇到了一个大概是叙利亚的基督徒,这个老基督徒就告诉他,你应该去读圣经,你就会看到在当时的希伯来圣经里边,犹太先知比希腊哲学家说的要更美,所以这就成了他归信基督教的契机。当然更重要的一点,这也是后来他提到的,是他惊讶于基督徒可以如何没有恐惧的去迎接死亡。大家如果对希腊哲学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经典的传统,为什么苏格拉底被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呢?是因为他没有屈服于当时雅典对他的审判,他没有因为爱惜自己的性命就不坚持他的智慧和品德的立场,他也赴死了。所以游斯丁就在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了哲学家的品质,这些基督徒本身也不怕死。所以他在归信之后,还是继续教哲学,只不过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哲学家,然后一路把他的学生和学校带到了罗马。直到差不多公元165年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看到这个游斯丁,心说凭什么你就那么成功,有那么多学生,所以他就把游斯丁和他的学生一起告了,也很简单,告他们是基督徒就好。现在存留下来的有一份法律文件,很客观地记载游斯丁受审的过程。最后因为他继续认信耶稣的名,所以游斯丁不仅是一个护教士,他也成为了一个殉道士,被斩首。

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用希腊哲学的方式去为基督教信仰作辩护,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有一个普遍的对基督教的定罪,就是说如果你们基督徒真的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正直和正义的话,那他们就不会被整个社会所仇恨、所批判,那游斯丁是怎么回应这样的罪名呢?他就说,不,其实是你们罗马人搞错了,你们罗马的诸神其实都是鬼魔。当然这个demons在当时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魔鬼的概念,但是他就说,是你们搞错了,你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搞错了,所以你们才会逼迫基督徒。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罗马的Pietas他们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是对罗马的诸神和他们祖先的义务进行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你们这些众神是demons。他是不是完全抛弃了希腊的哲学呢?其实也不是,而游斯丁这个方法非常巧妙,他引入了Logos的概念,在圣经里边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道」,「the word」,希腊语就是Logos。所以游斯丁说,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哲学里边也看到智慧的闪光呢?因为一切真理的源泉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神的道,都是Logos,那是因为Logos在赐给这些人心里边的时候,也就给他们带来了智慧,所以他们好的部分是从神的到来的,他们不对的地方和欠缺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没有全备的道,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拿来跟苏格拉底类比,他们都有一个有美德的生命,不惧怕死。但是因为他们有整全的Logos,整全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他们比苏格拉底还要更超越,这是护教士游斯丁所做的辩护和见证。

最后的一个例子,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针对我们说的Perpetua那个妇女的逼迫,还是对游斯丁的逼迫,基本上都是属于早期的逼迫,所以就是在公元250年之前,早期基督徒和基督教所面临的逼迫,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如果说早期教会在整个罗马社会里边大体上不可见的,或者说在大部分时间是不可见的状态,那么早期的逼迫是比较零散的,是不固定的,具有一定的地区性。一旦这样的逼迫来临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想要根除整个教会,而主要是针对那些教会领袖,把领袖抓去杀掉,当局的想法是这就已经足够杀鸡儆猴了,足够震慑这个群体了。但是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这儿我引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数据,他对早期基督徒的人数做了简单的统计,当然这个肯定是无法做到非常精确,所以这是一个大略的方向。我们能看到,不管是从一世纪还是二世纪,基督徒都有比较稳定但是缓慢的增长。人数增长最快的这段时间,从不到0.5%一跃到了10%,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公元三世纪这个阶段,是基督徒人数增长最迅速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样的人数增长之下,局面就开始发生改变。

在这我给大家简单地列一个地图,如果我们记得,圣经里边所描述的保罗三次宣教旅程,基本上都是从巴勒斯坦往小亚细亚这边去,然后深入到希腊,最后到罗马。但是等到差不多公元30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整个三世纪过去的时候,基督教已经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所有这个蓝色点都标明了有教会存在的城市,所有的蓝色阴影区域,都是基督教有强有力的根基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基督教已经远远不限于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希腊,已经到了罗马,到了东欧和西欧,到了西班牙和北非,基本上各处都有基督徒的社区聚会。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的人数在第三世纪会呈几十倍的增长,这个第三世纪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大家去看罗马帝国的历史,历史学家一般会把三世纪形容成是一个充满麻烦的三世纪,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帝国而言。因为它在各方面都经历了挫折,比如说在战场上的失利,比如说外敌在边境的入侵和骚扰,还有它整个的经济框架和货币体系都呈现出崩溃的态势,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天灾,洪水、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疫病,在这个帝国里边就是一片混乱。在权力的顶端也有所体现,在大概公元210年前后,在最后一个比较长时间统治的皇帝死去之后,有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边,走马灯一样地换了十几个罗马皇帝,所以在当时有非常血腥的政变。不过相对而言,在基督徒的社区里边,因为大家有互助的做法,还有照顾穷人的传统,所以当时有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说,在这段时间里边做一个基督徒比做一个罗马公民要更好,要更有安全感,这也就成为了教会人数快速增长的原因。但是在差不多公元250年左右,一个新的罗马皇帝上位了,他叫Decius,这个皇帝上位之后,他有很大的雄心壮志,要重振帝国的声威,而在一系列的比如说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之下,他需要做的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振传统希腊罗马的宗教,为了重振这个宗教,他就开始了一个让整个帝国都深陷其中的运动。为了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重新拉回到对希腊罗马诸神的崇拜当中去。

 

在当时的做法是这样,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从埃及沙漠里边所发掘出来的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是干嘛用的呢?这个皇帝在推行他的运动的做法,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当地政府长官的监督之下去献祭,要么是对罗马诸神献祭,不然的话就是对罗马皇帝烧香献祭,在你献祭完了之后,政府会发给你一个证明,证明你献过祭了,所以在这上面就是描述你是谁,做了什么,然后在这儿有长官的签名,有你自己的签名。如果你说,我拒绝献祭,这有违我的信仰,那你就麻烦了,你就要被拖去审判,你就要面对财产被没收,你人被流放,你被关押,被施以酷刑,最后有可能就被杀掉。为什么他要如此兴师动众?宗教在当时来说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有人数不断在增长的这样一群人,拒绝给罗马皇帝烧香献祭、表达忠诚,那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对帝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同时对于文化上来说,你不参与的这个做法,就像你住在同一个小区,但是你不交物业费,那你肯定会被同小区的其他人所仇视,对吧?我们为什么会在第三世纪遭受这么多麻烦,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罗马诸神缺失了敬拜和献祭?谁在这方面做的最差,那不就是这一群基督徒。所以也就意味着人数不断增长的基督徒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之间就会有冲突,这样的话一个大的逼迫就会来临。

所以在公元250年,这是第一次在帝国范围内系统性的逼迫到来的时候,罗马、耶路撒冷、安提阿、迦太基这些主要城市的主教和教会领袖第一时间都被逮捕,然后很快就被处死。而对迦太基的教会而言,对她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迦太基当时的主教是居普良Cyprian。这个打击并不在于手段有多么残酷,有多少人死,而是有多少基督徒妥协了,所以当时在居普良的书信里边,他就提到有很多的人主动地甚至是牵牛宰羊去献祭,这就在社群里边产生了分裂,那些堕落的或者是去献祭的和那些坚持住了的认信者中间就有一道鸿沟。而这给教会带来的麻烦之处还不止于此,后来居普良发现这些认信者开始行使主教的一些权力,比如说在逼迫过去之后,有一些献过祭的人为了要重回教会,他们就去求这些认信者,求你们替我们祷告,然后这个替他们祷告就演变成了替他们写一封无罪的书信,这个书信到后来泛滥成了一种打白条,我已经把内容全部都写好,然后把名字给你空上,你随便填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逼迫带来的不止是分裂,而且是更加深远的在教会治理上的一个麻烦,所以最后,他们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想要收拾这个局面,一直到北非的主教聚起来举行了一个公会议,最后采取了一个不是特别严厉,但是也尽量持守立场的处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主教居普良,他写了非常有名的一卷书,主题就是论教会的合一,教会怎样在帝国的压力和逼迫之下维护合一。里边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是这么说的,you cannot have gone for your father if you do not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如果你不把教会当做母亲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让神成为你的父亲,所以强调教会的合一。而居普良这个迦太基的主教,在差不多公元250年之后,又过了几年,大概是在公元257年或者258年,新一波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也被抓起来了,然后进行你是不是承认你是基督徒这样的审判。这个也有法律文件存留下来作证,最后审判官问他说「你是不是承认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承认」,然后给他的刑罚就是被剑杀死。居普良的回应是,感谢神。所以在公元258年,这位主教也殉道了。

我今天就简单地给大家从四个侧面稍微分享了一下在前三世纪里边政教关系的一些特征和一些例子。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早期教会,尤其是教会领袖的,对这些带领教会的,还有进行神学写作的这样一批人,想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的话,在中文书里边我推荐这本《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寻求上帝的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父学的学者,介绍教父思想的一本入门读物,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这本书里边去了解更多的内容。

讲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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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辑谈论政教关系,评论时事,尤其针对铁链女,买妻生子,俄乌战争,核酸清零的内容。笔者力图提供一个基督徒的视角,其中的观点不一定成熟,但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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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目录如下:

  1. 时政记录:2022被全网删除的网易视频

  2. 2023,制伏公权 BY 廉振保

2022年政教关系系列一

  1. 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2. 驳斥政权崇拜式的“政主教随”观
  3. 驳斥“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
  4. 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
  5. 译作: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

2022年:铁链女,买妻生子,成王败寇,俄乌战争

  1. “买妻生子”深层原因分析: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
  2. 成王败寇 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
  3. 以“你的国降临”打破一切有形无形的铁链
  4. 铁链女:如果人不为你主持公道,上帝将为你主持公道
  5. 变相“文革”: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2022年:驳斥LGBTQ+敌基督的理念,反对堕胎

  1. 为何应该在一切公共领域驳斥同性恋,跨性别(LGBTQ+)主张的理念?
  2. LGBTQ+的教导不除,基督教不兴——驳LGBTQ+主义序言
  3. 讲道:神所造的有男有女——反对同性婚姻,同性恋,跨性别
  4. 讲道:母腹中的道——反对堕胎的基督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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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以西方为例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一文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文力图驳斥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西方世界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为基础建立了的政教分离原则彻底忽视了背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实质,忽视了神国与人国之间不止息的张力和冲突,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怎能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怎能说是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呢?

虽然,近来有学者开始纠正说,西方是政教分治,而不是政教分离。然而,在笔者看来,换汤不换药,无论是说辞,还是其执行结果都说明教会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失职,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正是重新反思政教关系的时候了。

问:为何要驳斥“忽视了神国与人国张力”的“政教分治”观?

答:政教分治观也源自于耶稣的教导,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在地上”,即人在地上的生活。

如吃穿住行,乃至制定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收税,惩恶扬善(指已经行出来的罪行或善行),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建立军队等。

这些“地上”的事物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教会需要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更好地按“上帝的旨意”管理地上的国。

济世层面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教育事工,诸如建立学校,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

监督层面是指教会应站在“神国”和“上帝旨意”的角度有义务监督和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掌权者出谋划策,使他们做出符合上帝旨意的决定。

反观现代政府,我们看到的是:在济世层面,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慈惠和教育的功能,政权担起了这个责任,而教会被逐出这个领域或者只是起到辅助者的角色;在监督层面,教会更是以“分离”或“分治”之名,自行退出了作为政权监督者的义务,按“上帝的旨意”作为先知发声的传统荡然无存。甚至到了教会不能谈政治,教会领袖无法针对社会的热点时事表达立场的地步。

比如说,笔者在美国六年,很少见到教会公开发文宣称反对同性恋的,教会牧者讲道也尽量避免谈及这个话题(怕“政治正确”),这实在是一大怪现象。

神的物则是为神国而设,是开启神国大门的钥匙,是神国降临的渠道,其存在的目的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政权也绝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全不干涉教会的事物,以至于出现了异端和异教,它也一视同仁,无动于衷,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拦。主耶稣以他自己的榜样,并没有赐予教会“管理地上事物的”强制执行的能力,在执行上帝的旨意的过程中,需要政权强制力的辅助才能进一步“强化”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比如说,西方泛滥同性恋,跨性别问题,政权至少是可以不鼓励,甚至不支持在媒体,学术,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肆宣传的,然而西方的政权都纵容了,鼓励了。我们能说,政权的做法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当然不能。上帝若支持同性恋,他在造人之初就不应该造一男一女,而应该造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出政教分治有其合理的层面,但若其忽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只会沦为西方治理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1],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不赞成政教分治观,也不建议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政教关系(西方世界已经“玷污”了它),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为避免西方世界政教关系的错误,笔者推荐“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政教观,即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作为政教关系的第一原则,其次再按主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作为第二原则去“分治”。

注: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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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政权崇拜式的“政主教随”观——以中国为例

封面图片: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47页。古代人王用的玉琮,代表君权神授的礼器,归君王一人所有。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政主教随观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背道而驰,是不行的。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Jesse Sun 的文章和观点也值得推荐。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和《成王败寇 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此,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笔者驳斥与该原则正好相反的“政主教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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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以俄罗斯教会为例

封面图片:俄罗斯现任大首牧基里尔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本文的完成亦参考一位对俄统有所了解的读者的建议。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澄清: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主教,俄罗斯东正教传统都尊重。笔者发此文并非为了显示好辩或者属灵(我的灵性是一无是处的),而是表示关心,让大家去关注俄罗斯东正教,免得它入了这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的异端的中。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摆脱这个指控的最佳方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公开发文进行澄清,以免影响东正教大家庭的合一。俄乌之战所造成的分裂和流血牺牲是有目共睹的,不但有上百万的乌克兰平民流离失所,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也不少,其衍生后果是导致不少隶属于俄罗斯的正教会不得不转入君士坦丁堡传统下,请见意大利的一所教会(2022年4月8日)从俄罗斯转入了君士坦丁堡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种宗教民族混同的政教观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现今的俄罗斯教会难以摆脱这种嫌疑。笔者以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发文公开弃决这种政教观。否则,俄罗斯正教会就是默认了《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的指控,要知道该宣言中签名有不少正教徒学者和正教神父。

问:为何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谈一谈“第三罗马”的概念以及笔者的一些个人经历。

第三罗马是相对于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而言的。第一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在东罗马建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330-1453年,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罗马是莫斯科,1453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攻陷后,伊凡三世开始自诩为第三罗马帝国,后以其首都莫斯科为代表。这三个罗马产生了三位教会的领袖,那就是罗马教皇,君士坦丁堡大首牧和俄罗斯大首牧。

凡未得着罗马之名的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乎都被称为异端或者隶属于其中某一派别。其实,将罗马与教会的正统性划等号实在是一大误解。教会的正统性源自于使徒,而非“罗马”这个地方或者概念。因此,凡经使徒传道之后建立的教会都有其正统性,比如叙利亚教会都一致认为它们源自于使徒多马,科普特教会则源自于使徒马可等等。将罗马等同于正统是将政治和民族的“地上”因素纳入正统范畴,这本身就是对神国的僭越。因此,笔者以为,“罗马”所显明的恰恰是神国与人国,政权/民族与教会之间的张力,而没有任何正统性的必然性在其中。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多国林立,政权的支持得到削弱,联合西方基督教反而是罗马教皇,其正统性当然源自于使徒彼得以及对马太福音16:18节的解释。

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希腊教会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是角逐的热门职位,其正统性也是源自于使徒传统,然而它或多或少是附带着政权支持下的正统。希腊教会并非与政权始终保持亲密无间,和谐一致。希腊教会在神国与人国的张力冲突中,最终选择了以灵修传统,而非政权——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陨落后——作为其正统性的来源和堡垒。这种张力的倾向在第七次大公会议(787年)修士为代表的敬礼圣像获得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政权在希腊教会的渗透和影响力逐步减少,1453年后,希腊教会对政权的依赖进一步减弱,而形成了以修道主义——尤其是圣山阿索斯——为中心的传统。

对政权依赖性最强的是俄罗斯东正教。1453年后,以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帝国公主为标志,从此,伊凡三世自诩为第三罗马。从此,类似于“君权神授”的“第三罗马”概念对俄罗斯沙皇帝国历史的正统性和法理的领土性做了背书。1721年,彼得大帝废除了俄罗斯大首牧一职,建立了至圣治理会议(Святѣйші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ій Сѵнодъ, Святейш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Синод) )。这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自主性的进一步减弱,而政权对教会的影响逐步加强。苏共时期,大首牧职位得以恢复,但在政权迫害下并无多少自治权。

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1999年普京担任总统直到如今。伴随着与西方的张力和斗争,面对西方教会的堕落,俄罗斯教会开始出现这样的教导是不难理解的,即逐步妖魔化西方,高抬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认为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是这场灾难的救星。

而普京为了政治需要捆绑俄罗斯教会,但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极右皇俄,他的政治背景其实很复杂,也确实有苏联的影子(尤其是卫国战争遗产)。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这次的战争演讲能看出不管他是为了政治需要还是真的相信,现在他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恢复乌克兰在帝国时期的历史地位而辱骂苏联成立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是苏联无端看扁和干涉卫星国,但是他认为是社会主义内政,也并没有将捷克和阿富汗视为历史领土。但是普京的宣言明确指出了他要恢复帝俄在乌克兰的法理,所以可以更加明确一点是不管之前普京的信仰是什么(2000年代他亲西方,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还基本是响应民族主义,那个反华皇俄娜塔莉亚·波克隆斯卡娅检察长还被流放到佛得角当大使,因为她太极端了),但是这次,2022年明确有很强的皇俄乌托邦,有分析指出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可能是他逐渐孤僻极端的原因。

纵观以上的历史,再对比希腊东正教,笔者以为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权的依赖会强很多。这种对政权的“过分”依赖才造成了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的指控。

东正教不但有对政权的“天然”依赖,而且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是好的,笔者也认为有其好的一面,但凡事要有个度,过犹不及就不好了)。下面笔者分享一段亲身经历。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国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民族和政权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到了被政权和民族主义“裹挟”的地步。笔者认为俄乌之战就是典型案例。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还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及其政权等同于上帝的国,并且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然而,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不属于任何政权),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场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造成了笔者的译文《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学者们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指控:即俄罗斯教会持守着宗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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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与民族混同主义”,“政主教随”和“政教分治”的政教观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存在的几种政教关系,即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的政教观。这些都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几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几种政教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它们要么像俄罗斯东正教,将俄罗斯民族提升到几乎与神国同等的领域;要么像中国,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要么像西方,虽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为基础建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然而其结果却是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这种结果显然不符合“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

问:为何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分享一段个人经历,这种现象在东正教传统并非空穴来风。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国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极其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与民族就更是明目张胆了。

(按: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甚至主教都没有意见,他们的灵性在很多层面深广如海,而笔者的灵性是一无所成的。笔者这里主要特指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人对此的决策。俄乌之战的后果是导致不少隶属于俄罗斯的正教会不得不转入君士坦丁堡传统下,请见意大利的一所教会(2022年4月8日)从俄罗斯转入了君士坦丁堡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也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1]),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因为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场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造成了笔者的译文《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中学者们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指控:即俄罗斯教会持守着宗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Jesse Sun 的文章和观点也值得推荐。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笔者当然不赞同“政主教随”观,因为这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相悖。

问:这是否暗示笔者的推崇“教主政随”呢?兼论“政教分治”观的局限性

答:当然也不是。笔者已经论证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是无形的,在天上,来生,我们不能将神的国与地上的教会划等号。中世纪教皇权力盛极一时,似乎出现了类似“教主政随”的模式(限于笔者所学,只是猜测,欢迎读者指正),后遭到西方世界唾弃。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耶稣才会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正如,我们不能将教会与民族混同,我们也不能将教会与神国混同。

这里,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例如,建立军队,制定法律,收税,惩恶扬善,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等,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可以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管理:济世层面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事工,诸如建立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等;监督层面是指教会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供掌权者参考等。

而神的物是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侍奉,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教会的这些权柄只是为神国的降临开了一道入口,只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的降临点是人心(请见《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以主祷文为例》)。只有上帝在人心中掌权,上帝的旨意才有可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教分治似乎是合理的,却完全丧失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西方只关注政教分治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2],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亦不赞成政教分治的政教观,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的张力。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由于西方政教分治的失败,笔者不推荐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政教关系。为防止出现西方世界的可悲局面,笔者建议将政教分治放到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去做考量。

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很可惜,笔者对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未曾深入研究,这里暂时无法给出解释。但本文的更新版应会加上笔者的一些简要介绍和参考书目。

[2]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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