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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以西方为例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一文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文力图驳斥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西方世界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为基础建立了的政教分离原则彻底忽视了背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实质,忽视了神国与人国之间不止息的张力和冲突,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怎能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怎能说是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呢?

虽然,近来有学者开始纠正说,西方是政教分治,而不是政教分离。然而,在笔者看来,换汤不换药,无论是说辞,还是其执行结果都说明教会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失职,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正是重新反思政教关系的时候了。

问:为何要驳斥“忽视了神国与人国张力”的“政教分治”观?

答:政教分治观也源自于耶稣的教导,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在地上”,即人在地上的生活。

如吃穿住行,乃至制定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收税,惩恶扬善(指已经行出来的罪行或善行),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建立军队等。

这些“地上”的事物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教会需要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更好地按“上帝的旨意”管理地上的国。

济世层面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教育事工,诸如建立学校,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

监督层面是指教会应站在“神国”和“上帝旨意”的角度有义务监督和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掌权者出谋划策,使他们做出符合上帝旨意的决定。

反观现代政府,我们看到的是:在济世层面,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慈惠和教育的功能,政权担起了这个责任,而教会被逐出这个领域或者只是起到辅助者的角色;在监督层面,教会更是以“分离”或“分治”之名,自行退出了作为政权监督者的义务,按“上帝的旨意”作为先知发声的传统荡然无存。甚至到了教会不能谈政治,教会领袖无法针对社会的热点时事表达立场的地步。

比如说,笔者在美国六年,很少见到教会公开发文宣称反对同性恋的,教会牧者讲道也尽量避免谈及这个话题(怕“政治正确”),这实在是一大怪现象。

神的物则是为神国而设,是开启神国大门的钥匙,是神国降临的渠道,其存在的目的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政权也绝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全不干涉教会的事物,以至于出现了异端和异教,它也一视同仁,无动于衷,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拦。主耶稣以他自己的榜样,并没有赐予教会“管理地上事物的”强制执行的能力,在执行上帝的旨意的过程中,需要政权强制力的辅助才能进一步“强化”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比如说,西方泛滥同性恋,跨性别问题,政权至少是可以不鼓励,甚至不支持在媒体,学术,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肆宣传的,然而西方的政权都纵容了,鼓励了。我们能说,政权的做法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当然不能。上帝若支持同性恋,他在造人之初就不应该造一男一女,而应该造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出政教分治有其合理的层面,但若其忽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只会沦为西方治理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1],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不赞成政教分治观,也不建议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政教关系(西方世界已经“玷污”了它),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为避免西方世界政教关系的错误,笔者推荐“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政教观,即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作为政教关系的第一原则,其次再按主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作为第二原则去“分治”。

注: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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